编者按：本文转自砺石商业评论，作者沃伦·本尼斯，内容源于《七个天才团队的故事》，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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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缘起
万尼瓦尔·布什，他那篇刊登于1945年《大西洋月刊》的推论性文章《我们可以如是畅想》，促使恩格尔巴特构思发明一台可以储存、分析信息的个人计算机，促成30年后便携式电脑的发明。
1940年春天，正当美国人越来越可能向希特勒宣战之际，布什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确保濒临战争的美国受惠于现有的科学力量？一项杰出的集体合作也因而诞生。
布什是工程师、发明家、教育家，同时也是卡内基学院的院长。他知道政府与科学之间，若没有有效的渠道相连，那么足以影响战争结果的理念与技术就有可能丧失。他的认识如此清晰，是因为他曾亲身体验过两者间缺乏协调的痛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什为一家发明了潜水艇磁力侦测器的研究公司工作。当时，其实已经有上百种新产品被制造出来。只可惜一如罗兹在他深具代表意义的历史著作《原子弹的制造》中所言：因为“官僚的混乱”，这种侦测器一直没有在战争中真正应用过。布什决心要让美国利用最近在核分裂上的新发明，于是游说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让这个独立单位与军方合作。国防研究委员会在罗斯福总统的亲信霍普金斯的协助下，不到10分钟即获准成立。
制造原子弹的故事，几乎和美国南北战争之盖茨堡战役一样多。不过真正有眼光的人是布什，而非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这些大人物。他的理想是让美国与英国密切合作，在三年内创造出一种结束战争的武器（对人类的存在构成威胁）。布什希望确保集体合作的流程完整，让伟大的科学与技术脱离理论，改变世界。回想起来，制造炸弹的决定充满了令人痛苦的暖昧。1940年，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似乎与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一样迫切。布什的委员会让华盛顿方面听到非军方的声音，并强化了科学与军方合作的成功契机。
知人善任的能力也许正是伟大团队领导者最重要的才能。
尽管科学家们对制造武器多少持有保留意见，但很少有人对德国核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天才，或对希特勒政权的残酷无情有所怀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盟军的组成可以说是希特勒本人促成的，他不仅是魔鬼般的公敌，也赶走了太多最优秀的德国犹太科学家。在曼哈顿计划全速推动之前，布什与大部分投入计划的一流科学家相信，德国人将会首先制造出原子弹。阻止此事顿时变为一项神圣使命，屈指可数的几名科学家承诺投身计划，因为它是一项智慧的挑战，在物理与道德上则促使他们远离和平时期的实验室和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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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核心领导者
制造原子弹的责任落在美国史上最奇特的两个人身上。1942年8月，布什找到了负责军需供应的布里恩·萨默维尔（Brehon Somervell）上将，请他推荐能够加速推动炸弹制造的军人。萨默维尔恰好有一个人选。当时46岁的格罗夫斯，是陆军“工程师团”的上校。他先天具有完成任务的本领：这位陆军工兵组副组长，刚刚完成有史以来最大的计划——盖好五角大楼。格罗夫斯块头很大，身高近185厘米，体重超过110公斤，而且态度直率、永不疲惫、能干过人。“具有远见”是他的典型特征，因此，他自行提议：不获升陆军准将，不接受任务。他在1962年回忆：
我觉得我和这个计划中的一些学院派科学家打交道会有困难。如果他们把我看成将军，而不只是新任的上校，我的地位会更加坚强有力。
邀请奥本海默加入“曼哈顿计划”的也是格罗夫斯。相比于一再被形容为壮硕如熊的格罗夫斯，38岁的奥本海默却是个显得紧张、瘦弱不堪的人。一位柏克莱的朋友注意到奥本海默视线强烈的蓝眼睛，说他：“像年轻的爱因斯坦，同时又像个体型过大的合唱团男孩。”
奥本海默与敦实的美国中年人格罗夫斯完全不一样，他是个理论派，一个有文化修养的文明人，他是个不守教律的犹太人，更是个左派。虽然他不像费米及其他人一样得过诺贝尔奖，但是在伯克利分校和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都受到同事的高度评价。他缺少领导大型团队的经验，偶尔还会高高在上、说话伤人。
格罗夫斯以务实的观点认为，需要让奥本海默加入，尽管奥本海默有他的缺点。根据罗兹的报告，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的看法一致，认为这个计划需要一个中央实验室，让分散于芝加哥大学与其他地点的团队能够并肩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再将理论性的核分裂变为真正的武器。新上任的格罗夫斯将军表示，他希望奥本海默参加是因为：“他是个天才——他什么都知道。无论提出什么，他都可以跟你聊。呃，也不见得。我猜有几件事他不知道。他对运动一窍不通。”格罗夫斯并不介意奥本海默不会计算球赛分数。他向军事策略委员会推荐了奥本海默，结果却遭到拒绝。格罗夫斯在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他敏锐的洞察力，他要求他们提出更适当的人选。委员会办不到，奥本海默便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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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基地
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具有互补的优点，得以独立而有效率地为同一个目标努力。格罗夫斯的办公室仍旧在华盛顿特区，奥本海默得向他报告，而且还要负责征召科学家以及协调整个团队，格罗夫斯则正确地预料到这个团队里一定有不少“大牌”。格罗夫斯具备军人的海派作风，对奥本海默做了重大让步，以期完成工作。格罗夫斯本来希望所有科学家都由军方派任，扩大政府的控制和保密等权限。他也要求分工，以便进行某一部分工作的科学家不能和其他团队分享信息。但奥本海默很快就发现，物理学家拉比与其他人都反对军事化管理。于是奥本海默告诉华盛顿，假如科学家们不能保持科学上的自主，有些人将会拒绝加入。奥本海默也知道：不能自由地交换信息，就无法继续研究科学。若不开诚布公，重要的问题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解决之道可能永远想不出来。开诚布公具有支撑士气的作用。
所有伟大团队都会充分共享信息。
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都是十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在重大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倒是放下了身段，商讨出妥协的办法。他们同意让科学家保有与团队中其他成员交换信息的自由，可是整个团队必须与世隔绝，位于一个遥远、由铁丝网围绕，并有警卫看守的地方。结果他们选中了新墨西哥州的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伟大团队往往是脱离周遭环境的优越孤岛。不过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更是极端遗世独立。它距离圣塔菲市56千米，获选的原因是因为：它远离海岸与国境等易遭敌人攻击的地区，并且远离人口密集地带，但是运输设施却不受影响，同时也在新墨西哥州的荒野中。奥本海默在他不正常的青少年时期，第一次来到这里就爱上了它。成年后他还在附近有间度假屋。
当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1942年11月第一次勘察这个地点时，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所男校，一群强壮的学生和职员穿着短裤，在飘着小雪的气候下，站在户外打球。物理学家约翰·曼利（John Manley）后来说：
许多人以为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事实上，那所学校位于风景壮丽的台地中央——真是很迷人，有许多地方可供远足、散步和观赏风景。
军方买下那块地之后，保留了木屋和原有校舍，就开始着手建造实验室、宿舍以及其他设施，一个因战争爆发而由数百人迅速增加到2100多位科学家、助手以及眷属的社区因而成立了。该地人口数超过1万人。
一条简陋的滑雪道，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牧场学校原先的少数几项高级设备之一。除了骑马以外，新社区成员很快就爱上了滑雪。科学家们除了在原子弹的制造上展现他们的发明天才之外，不可避免地，他们也将这些创新用来改善沙漠营区。在原子弹的爆炸方面，贡献出最重要爆破设计的科学家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想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法子来减少滑雪道上的树木。他利用剩余的塑料炸药，“在树干上围半圈项链，”他解释，“炸药就可以像电锯一般砍断它，速度会快得多，只不过噪音有点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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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汇聚
在编辑劳伦斯·巴达许（Lawrence Badash）约瑟夫·赫什菲尔德（Joseph O. Hirschfelder）和赫伯特·布罗伊达（Herbert P. Broida）三人集结的《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战时回忆录》中，他们的观察是：“这是自从牛顿‘单独用餐’以来，首次结合最多科学智慧的一次。”奥本海默走遍全美各地，到处网罗人才。尽管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地处偏僻，被招募来的人员及其家人还要承担保密重任，但他仍旧很容易就找到了人。奥本海默保留了这项计划和军事机密有关的许多部分，他后来写道：
在新墨西哥沙漠失踪一段不确定的时期——但事情有另外一面。几乎人人都了解这是一件重责大任。每个人都了解如果研究能够成功而且速度够快，势将影响战争结局。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而贡献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空前机会。大家也都知道这份工作若是成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兴奋、奉献的感觉以及爱国心，最后超越了一切。跟我谈过的人，大部分都来到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假如富有才华的人能够被集合起来拍摄一部《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电影，那么高风险的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能够吸引大名鼎鼎的费米、贝特等人热烈参与，又何足为奇呢？
开创核物理学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少之又少，他们延续着学术期刊上的前人成就，运用在自己的实验室研究中。伟大的丹麦籍物理学家玻尔在20世纪20年代主持这个领域的国际会议，吸引了包括海森堡在内的所有重要科学家前来。奥本海默也是这个国际组织的一员，因此他在网罗人才时，心中早已有一份一流的人选名单。
虽然制造原子弹的计划理应列入最高机密，但有些科学家还是毫不避讳地对他们既尊敬又信任的对象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情报。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威尔逊，曾是奥本海默的学生，负责为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持哈佛大学的粒子回旋加速装置的研究。威尔逊征召了年轻的费曼（当时还是普林斯顿的研究生）后来费曼以量子电气力学赢得了诺贝尔奖，他在多年后追述此事：
威尔逊走进费曼的房间，说他受命进行一项机密计划，必须设法分离出铀同位素，那天3点有一场会议。费曼表示没兴趣，但是向威尔逊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然后费曼记得：“我继续我的研究理论大概3分钟左右，接着开始踱步和思考，德国人有了希特勒，很可能打算制造原子弹，而他们先制造出来的可能性相当吓人。于是我决定参加3点的会议。到了4点钟，我在会议室已有了一张桌子，开始计算由一个离子束产生的总电流会不会使这个方法行不通，等等。我有一张桌子、一张纸，开始拼命地飞快工作，好让制造设备部门的家伙能够马上测试。”
虽然原子弹的研制继续在芝加哥大学（费米1942年首先制造和控制住核能的地方）以及其他几处进行，西方科学界的精英则在新墨西哥州渐渐汇聚。当费曼说出以下这段话时，并不夸大：“战时的科学研究完全停顿了，除了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以外。那也不能算什么科学，而应该算是工程学。”科学家们的平均年龄是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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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生活中的欢乐
在当地教小学三年级的露丝记得：“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本身就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空中之岛。”这座属于最高机密的军事基地，由军队驻防，四周围绕着铁丝网，但中间有一个洞（附近印第安人会定期溜进来，到美军福利社去）。由于这项任务实在保密周全，许多配偶（大部分是妻子）并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信件受到检查，不准有私人电话。而基地内生活艰苦，不合标准的宿舍始终是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到了冬天，暖炉会烧得失去控制，热到极点的时候，宿舍里连蜡烛都会融化，墙壁吱吱作响。尤其讨厌的是，新盖的简陋房屋根本没打算用来撑过整个战争期间，因此没有浴缸，浴室里没有锁。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最好的房子叫浴缸列（Bathtub Row），是一整列在战前盖的房屋，有真正的浴缸，而不只是政府配给的淋浴设备。这8幢老房子里有老鼠，但是大家仍然极力争取。一名妻子回忆：当时保姆十分难觅，而浴室是吸引保姆的绝佳优势。水、牛奶、新鲜鸡蛋和蔬菜都很缺乏。唯一取之不尽的是灰尘。
身为妻子，每天都要应付衣食住行，比起重任在身的丈夫负担更重。物理学家马沙克的太太露丝，回忆丈夫除了星期天之外，每天都消失在所谓的“圣者之圣地”，也就是本身另有铁丝网围墙保护的“技术区”。她清楚地指出，让丈夫去制造历史，付出代价的却是妻子。
技术区是个大黑洞，把我们的科学家丈夫吸了进去，几乎使他们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男士们不单是因为好奇和热忱而投入工作，同时也发自一种被激发出来的爱国热忱。他们空前拼命，晚上也加班工作，经常清晨三四点回家，有时就在实验室架设行军床，干脆不回家。很少有女性了解男人在那里寻找什么，也不了解研究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强大。在原子弹诞生前的那些年，某些科学家妻子的孤独和痛苦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不能说是有人阵亡，不过在寂寞阵营中，奥本海默的太太姬蒂开始酗酒，以致女主人之职由另一位女性取而代之。
不论对寂寞的说法有多夸大，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是个充满性吸引力的地方。领导“炸弹物理理论部”的是巴彻。他的妻子琼形容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百无禁忌，完全放松”，这种气氛显然十分有利于生产。较大规模的婴儿潮必须等到战后才开始，不过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投入战争行列的年轻人并没有和妻子分开，因此自然出现了婴儿潮。单是第一年就有80名婴儿诞生。你当然知道爸爸是谁；他们站在营区医院外，透过窗户骄傲地望着育婴室中拥挤排列的婴儿床。据悉，格罗夫斯对下属这些大牌科学家的多产极为震怒，连奥本海默夫妇也在研究期间生了个女儿凯瑟琳。听说格罗夫斯想采取对策抑制人口暴增，结果引来一首打油诗，在营区内广为流传：
将军忧心如焚，
他信任你和我，
料想我们会发明创造，
不料我们只事生产。
他该怎么办？
不论将军管不管得着，婴儿的制造仍在继续进行。
曼哈顿计划中的女性是很辛苦的。从共同发明钋和镭的居里夫人，到与外甥奥托·弗里希（Otto Frisch）共同发现捕获中子能释放大量能量却不被重视的迈特纳等。女性在核物理史上的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但她们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技术区”却刻意被贬为少数民族。那里有几位女性物理学家和其他方面的科学家，不过女性大都扮演支持角色，处理微不足道的数学计算工作，或是担任秘书。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所建立的模式，造成本来可以留在家的女性，不论专长如何都要追随男性左右，但又多半屈居配角。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自问，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及其他杰出的合作组织中，何以女性为数不多。很显然，到女性主义开始抬头以前，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有才华的女性，都要付出重大牺牲。而在如此富有创意又能突破限制的团队中，这种事格外令人沮丧。尤其这类团队标榜以集体合作为本质，因此更叫人加倍困扰。女性在许多方面是集体合作的先驱，从19世纪的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和她争取美国妇女权利的姐妹们到亚当斯，以及其他创立了诸如中途之家的女性。妇女在认定共同问题及找出集体解决之道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然而她们却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集体合作中，一次又一次遭受排挤；更正确的说法是，被设限隔绝。这种显而易见的排挤传统，并不因时间的演变而变得比较高尚。但是假如不放眼天下，再去寻找其他理由，同样会造成伤害。我们是否以不同的方式教育女性？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是否仍对女性与男性在家庭中的相对角色有着不同的期望？男人与女人本身是否仍对这些重要问题抱有各自的想法？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女性是勇敢的，这一点不容置疑。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的妻子米奇就发起了一项高效率的行动，阻止营区内珍贵的树木被军方推土机铲除。妇女们坐在树下，阻止推土机开过来。不过尽管女性都很杰出，能够克服文化偏差，但相信自己能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则属少数。她们不像诗人珀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s），而像他太太玛丽·雪莱，不太可能对宝宝的饥饿哭声充耳不闻。在战后的一次调查会议上，费米的妻子劳拉指出，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女性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物理学家阿尔戈女士，对这个计划的确尽了若干责任，”接下来的话意义深远，“但她必须照料孩子。”的确，事情总要有人做。
伟大团队是采取行动的场所，而不是只构思各种想法的智库或退休中心。
虽然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生活困顿，但是大部分科学家以及参与者都认为，那是一段全力投入与士气高涨的罕见日子。流亡理论家魏斯科普夫回忆：“你知道当时有一道大围篱围绕着我们，而我们总是说：‘那道围篱阻止不了我们出去，却阻止了其他人进来。’我们以为这个地方很特别，外面的人应当羡慕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如此重要而又有趣的工作。”魏斯科普夫指出，许多科学家本来希望原子弹造不出来，而一旦发现有可能制造，他们又希望能以成果结束战争（不仅是这一场战争），这是玻尔与其他人坚信的。
虽然道德问题从原子弹开始制造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于某些人心中，但是无人相信德国先制造出来会有利于世局。这个威胁造成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陷入疯狂的节奏。技术文书管理师塞尔巴除了保管机密档案外，也管理书籍与文件，她表示技术区的生活有一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特质”。
它的节奏太快，兴奋太过度。整个部门不断处于拉警报的状态中，不久我们就很清楚：“加速”是永远的节奏，“兴奋”则是永恒的情绪。
在那股带着电流的气氛中，寻常的现实被暂时搁置。原子弹造成的冲击以及可能的疑虑，也可以暂置一旁。工作使人分心，足以遏止参与者个人的痛苦，其中包括某些被困在欧洲的家人，费曼年轻的妻子因肺结核、生命垂危而躺在圣塔菲的医院中。奥本海默则把自己累得形容枯槁。如此一来似乎能够躲在工作中，暂时脱离他终生的阴影：那具有自杀倾向的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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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工作中的乐趣
虽然这个计划的目标高尚且严肃，团队气氛却并非如此。在伟大团队中总是这样，人们总是创造无尽的乐趣。尽管有些非科学家还有其他想法，科学家其实并不见得无趣。奥本海默本质上就富有哲学味而严肃，另一些同事则截然不同。他的“左右手”贝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开心果，担任兵工及理论组组长的赫什菲尔德说：“我的办公室在走廊一头，只要费曼和贝特在一起，我一定会知道，因为那儿经常会传出爆笑声。”一般平民百姓和他们的家属都鄙视营区的军事规定，且加以无情鞭挞。保全措施严格到营区居民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也不准称呼任何人为博士或教授。于是他们称物理学家为“失败者”，化学家为“讨厌鬼”，原子弹则被称为“小玩意儿”。
天才费米也有其恶作剧的一面。安全代号叫作“农夫先生”的费米，据说有一次去找化名叫“贝克”或“尼克叔叔”的玻尔。当时，刚放映完《居里夫人》这部电影。农夫先生对贝克说：“我刚刚看了一部精彩的电影。”片名叫什么?“库珀……夫人。”更敏感的一则笑话是在公共寻人系统上寻找海森堡（他们的科学友人，但在敌对国德国研究原子弹）。经过连续两天，最后终于有人告诉那名可怜的总机，她被耍了；如果她想找海森堡，就得联络柏林，寻找德国制造炸弹的首脑。许多夜晚和周日，则和漫长的工作日一样令人亢奋。方块舞开始在营区流行起来，宴会更是经常喧闹地举行，医院总是忙着治疗滑雪受伤的病患。营区居民发觉附近圣伊尔德丰索村的玛里亚·马丁内斯（Maria Martinez）制造的黑陶器很美，而基斯佳科夫斯基则向许多欧洲人介绍神秘的扑克牌游戏，在他们弄清楚门道之前，好好痛宰他们一番。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没有特制的T恤，但也有一些特别的制服。在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女性依旧戴帽子和手套进城。但在这座空中孤岛，女性通常穿着在当时相当罕见的宽松长裤和牛仔裤，节庆时穿的大蓬裙、民俗首饰、鹿皮鞋也很受欢迎。许多男性穿的是格子衬衫、牛仔裤或没烫过的长裤，只在拍照时才打上领带。奥本海默的标志是一顶猪排形的帽子。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文化太独特、太具凝聚力，所以很容易遭人非议。工作于理论部领导“计算团队”（Computation Group）的唐纳德·弗兰德斯（Donald Flanders），创造了一出滑稽芭蕾舞剧《梅沙的秘密》。化名“姘妇”的弗兰德斯主演的是格罗夫斯将军一角，负责计算工作的伯尼斯回忆：当时主要的道具“是一个会发出闪光、砰砰啪啪作响的人工脑（mechanical brain），不断表演计算错误，比方说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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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的领导艺术
奥本海默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黏合剂。后来与他水火不容的泰勒，对他领导实验室的手法给予了最高评价：“奥本海默对实验室每一部分发生的事都了如指掌。”泰勒回忆1983年的事：
他对人的分析就像对技术问题一样奇快无比，观察入微。他知道如何组织，如何用甜言蜜语及幽默来安抚人心，也知道如何不着印记地强势领导。他是奉献的榜样，一个永不失人性的英雄。令他失望会叫你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惊人的成就来自卓越、狂热以及奥本海默的领导者风范。
能看出奥本海默伟大潜力的是敏锐的格罗夫斯。奥本海默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发生了改变，让自己变成必不可少的人物。举例来说，在伯克利分校，奥本海默从不在上午11:00以前计划好课程。而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他早晨7:30就到办公桌前坐下了。被他选中领导“理论部”的贝特（他没有选择泰勒）也同样盛赞奥本海默：
不管听到任何事，他都能立刻理解，把它列入计划，并作出正确的结论。
贝特对罗兹说：
实验室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学问。他具有人性的温暖。每个人都感觉奥本海默在意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与人交谈时，他会让对方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计划成败十分重要。我不记得他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曾对任何人假以辞色，而在战前和战后他却经常不客气。他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不会让人感到低人一等，一个都不会。
魏斯科普夫谈到奥本海默“永远在场强势领导，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直接参与的感觉。它造成一股独特的热忱和挑战，完全超越当时”。魏斯科普夫记得奥本海默几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在棘手的关键适时出现：“我记得当我正在讨论一件要事，他就来了。我不晓得他是如何知道的；要不然就是在结果将要出来的最后实验阶段。即使是清晨4:00，他也会跑来。”
他的一些同事谈到，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有被赋予崇高的感受。威尔逊说：
奥本海默提升了我，他的风格——那种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对人生、对人际关系的诗意观点，处处都感染了我。有他在场，我觉得自己更聪明、更能表达自我、更热烈、更有先见之明，也更有诗意。
几位最负盛名的同事都谈到奥本海默对这个计划所灌注的兴奋感。物理学家拉比说：
他制造出兴奋、热切、高度智力智慧与道德目标感，凡是参与者至今都保持这样的感觉，觉得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棒的经历。
不过某些人听说，一向被警卫重重保护的奥本海默因为在战后支持左派，而甘愿供出一些重要参与者的名字，都感到相当不安，因为他的道德领导在“曼哈顿计划”进行期间，是毫无瑕疵的。当全世界最杰出的一群人受命制造一件开天辟地的武器时，相信领导者“绝对正确”是万分重要的。
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奥本海默既是行动者，也是有远见的人。这里虽然充满了兴奋和同胞之谊，却不是理想国。虽然工作的重要使人暂时搁置人际间的紧张，但偶尔也有脱序现象。这时奥本海默必须作出痛苦的决定，让工作继续进行。脾气最坏的当属泰勒，他拒绝贝特的领导。奥本海默明白泰勒无法被迫或被诱导去从事最需要他做的事，便让他进行核融合，而非核分裂。奥本海默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保证让泰勒发挥他特殊的天分。
另一项痛苦的决定，牵涉基斯佳科夫斯基和塞思·内德梅耶（Seth Neddermeyer）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年轻的物理学家内德梅耶首先提出向内爆炸的原子弹（它后来被昵称为“胖子”）。基斯佳科夫斯基是由化学家转为爆破专家，他到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负责监督爆破工作，内德梅耶则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基斯佳科夫斯基与负责兵工组的海军军官帕森斯（Deke Parsons）合作融洽。可是内德梅耶与帕森斯却关系冷淡，因为帕森斯在一次团队会议上，不屑地否决了内德梅耶的爆破设计。1944年年中，基斯佳科夫斯基因为内德梅耶的不信任以及缺少“友善的互动”，失望地决定辞职。奥本海默相信基斯佳科夫斯基太有价值，不能失去他，便要他负责整个计划，在帕森斯下面工作。内德梅耶调任资深技术顾问，这是一次屈辱的降级。奥本海默在一封给内德梅耶的信上解释，他希望内德梅耶能接受新职。“为了整个计划的成功，以及高爆炸计划工作者的和平与效率，”罗兹回忆，“内德梅耶含辱受命。”伟大团队的成员会为了任务而牺牲自我，但大公无私却不见得能消除痛苦。
伟大团队的成员也需要相当大的自主权，这是必要条件。
你也许忍不住猜想，若不是格罗夫斯像完美避雷针一样收集了积累的压力，奥本海默恐怕不会这么广受敬重和爱戴。不管是军用福利社的鸡蛋过期了，还是墨西哥裔和原住民女仆的工作安排有问题，只要一出差错，什么事都怪罪于格罗夫斯。赫什菲尔德回忆道：
他工作极端卖力而且有效率，可是他偏偏具有说错话、激怒他人的本事。他从来不了解科学家，他们都恨他恨得半死。比方说，他鼓励女儿念物理，女儿说：“爸爸，你知道物理学家对你是怎么看的！”
照赫什菲尔德看来，格罗夫斯的弱点在于他自视过高。例如，他喜欢让大家知道奥本海默必须向他报告。而科学家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也可能引起对格罗夫斯的不满，因为格罗夫斯是个超凡的领导者，除了统领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外，还分别在田纳西州（Tennessee）橡树岭（Oak Ridge）创设统筹铀分裂的庞大计划，同时负责华盛顿汉福德（Hanford）的原子组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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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尽其才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与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一样，是个人们彼此征询意见，甚至帮对方做事的地方。奉召进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人，多半因为他们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一旦解决了被分派到的问题，就可以去做其他事。而在其他计划上，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一流的心智（基于安全理由，在战争结束前，这些科学家通常不能回自己的学校或实验室）。赫什菲尔德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位物理学家，到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目的是决定炮弹特性，和需要多少火药去点燃铀弹（代号“小男孩”）。他和组员只花三个星期就把工作完成了。之后，他被调任为“理论组”团队长，负责研究炸弹真正引爆后的效果。他与组员很快就自行学会了空气动力学、空气污染和沙爆物理学。他们的结论是：爆炸会造成辐射尘。组员们起先不愿面对，直到发现可怕的证据才接受。由于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经验，赫什菲尔德相信：智能上的弹性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确切目标，正如专精于某项训练一样重要。
曼哈顿计划与其他伟大团队一样，为一份工作寻觅恰当的人选时，看中的是能力而非背景。举例来说，在1942年时因为找不到满意的阻隔物质，想借气体扩散把铀235从普通的铀238同位素中分离出来的计划暂时喊停。而一个负责解决这个不可能任务的团队奉命成立了，包括室内设计师诺里斯，另外一个是诺贝尔奖得主尤里最得意的门生爱德华·阿德勒（Edward Adler）。两人发明出一种镍网阻隔器，看起来很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交给飞机制造厂去制造（这个另类方式成功了）。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工作通常是就地取材。基斯佳科夫斯基举了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向内爆炸的原子弹需要形状完美的填充物。他和同事们发展出一套系统，可以用X光透视爆炸铸件，发掘由空中气涡所造成的洞。但是他们制造不出完美的铸件。由于三一角测试（Trinity Test）已迫在眉睫，基斯佳科夫斯基便连夜赶工，利用牙医的钻孔器伸进空中气涡里去找铸件里面的洞，并以火药填满。基斯佳科夫斯基将这件危险的辛苦差事视为理所当然。他告诉罗兹：“你不会担心，我是说，如果有23公斤炸药放在你膝上，你不会不知道。”
务实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信条。大家经常必须即兴发明，不仅是发明设备而已。像泰勒这样对任何小事都有意见、极力反对的人物，总是比那些找出另类解法的聪明人成就要小。基斯佳科夫斯基有次带了一名英国爆破专家到实验室参观。这个英国人认为基斯佳科夫斯基选择的爆裂物巴雷特（Baratol）不如炸药效果好。不幸的是，这位彻韦尔爵士是丘吉尔的首席科学顾问。奥本海默在他来访后不久，把基斯佳科夫斯基叫进办公室：罗斯福总统接到丘吉尔的电报，表示巴雷特不管用。基斯佳科夫斯基记得自己回嘴：让那个拍电报的人去死好了。不过基斯佳科夫斯基也做了他该做的事：成立实验室，研究如何将炸药用在爆炸上。他也许直觉地在向命运做无谓的咒骂，但是他也想出了一个天才办法，确保炸药问题不会阻挠他对巴雷特的研究。他翻遍人事资料，挑选到目前为止毫无贡献的人来研究炸药。这个刻意组成的团队全是废物，当然威胁不到他自己的精英团队。
但也有些人进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时，其实是抱着原子弹制造不出来的希望。只可惜，1945年7月16日进行三一角测试时，这个希望永久幻灭了。威尔逊的妻子简称它为“怪兽的诞生”。她知道那天将会发生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她在杰姆兹（Jemez）山的滑雪坡道上观望，向南望着位于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的测试地点。“5:00，5:15，然后它来了，那令人失明的强光是我们从未见过的。被照亮的树木全部跳了起来。山脉在强光中动了。之后就是那长而缓慢的隆隆声。喔，的确发生了件大事，不论是好是坏，一桩美事或是一桩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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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之歌
在这划时代的瞬间，奥本海默想起了印度教福者之歌中的一段文字：
当成千太阳的光芒迸耀天上，
此景如同天神宝相……
之后的那朵不祥之云使他想起另一句话：“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偏重实验的费米则忙于丢出纸张，分析爆炸的威力。爆炸将纸张推送到2.15米以外，费米因而正确估算出原子弹释放出了1万吨黄色炸药的毁灭性能量。大多数科学家都陶醉在实验的成功中。威尔逊却不然，他告诉费曼说他们制造了一个可怕的东西。三一角的主任肯尼思·班布里奇（Kenneth Bainbridge）也同样心情沉重。他向其他科学家道贺，再对奥本海默说：“现在我们都成了混蛋。”最令人心寒的话是格罗夫斯说的。他下属的一位将军对他说：“战争结束了！”
“是呀，”格罗夫斯说，“等我们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
从某些方面来说，科学家们对原子弹失去了控制。走到这一步是不可避免的。玻尔后来同时把炸弹视为：史无前例的恐怖以及结束战争的绝佳机会，于是毅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他和罗斯福、丘吉尔会面，力争分享核武器秘密，并建立国际组织进行控制。罗斯福心存悲悯，但丘吉尔却不然。接着，事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罗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新任总统杜鲁门宣示就职前，完全不知道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以及它所研制出来的可怕武器。到了1945年，不仅好战分子鼓吹对日使用原子弹，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也遭遇了恐怖的伤亡。大部分人相信日本人会誓死捍卫他们的家园。专家们估计盟军攻击日本本土时，会有数以万计人死亡。正直人士自问若是展示原子弹威力，是否足以迫使日本天皇投降。连奥本海默都说他不敢确定。
代号“伊诺拉·盖伊”（Enola Gay）的第一枚原子弹，在1945年8月6日早晨8:15落在广岛。这枚在技术上较简单的“小男孩”原子弹，与向内爆炸型原子弹不同，它从未实地测试。制造它的人知道它会发挥作用。这次攻击造成10死亡，还有好几千人将在以后的月中死于辐射。“胖子”（Fat Man）则于8月9日投在长崎。5天后日本宣布投降。
杜鲁门有一次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说，不要再带奥本海默来见他。他说：“他只不过制造了原子弹，发射的人是我。”
杜鲁门毫无玻尔等人所感受的良心谴责。杜鲁门说：“我们找到原子弹，也用了它。我们用它减少了许多美国年轻人的痛苦。”
伟大团队总是致力于改变世界，但很少有团队像“曼哈顿计划”这样具有决定性。许多曾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的人，终其一生都想适应这次成功所造成的冲击。他们共同完成的是一件困难、刺激、重要无比的大事，在他们生命中没有其他事情足堪比拟。他们拼命制造出的“小玩意儿”结束了一场不幸的战争，但也改变了世界。从此人们对科学、技术和人类发明的运用，都产生了不安的疑问，至今我们仍在这些疑问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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