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作者：梅浩宇，编辑：徐涛，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价格和质量，已经不再是唯二的出口核心竞争要素，还要加上第三个，绿色低碳。”
清晨起床，你在早点摊拿起一袋包子匆匆上班；中午吃饭，你点上一盒热气腾腾的猪脚饭；下午茶时间，你又点单了一杯500ml的热咖啡。
但你一定想不到的是，通过早上的塑料袋、中午的外卖盒、下午的咖啡杯，一天下来进入你体内的塑料纳米颗粒，将达到上亿个。
累积下来，你一周大约能吃掉5g微塑料，达到一张信用卡的量。几十年下来，你累计吃到的塑料，可能相当于一件乐高玩具。
当然，如果你心大，并不在意这个，也没关系，因为你一定还会注意到，这些年来的极端天气好像变多了。
为什么？
因为石油的使用。进入你体内的塑料，都是石油化工制品，而石油的本质是化石能源，包含石油、煤炭等的化石能源，在大量使用中释放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
过去12个月的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高出1.63℃，是有记录来的新高。如果能少使用化石能源，就意味着可以减少碳排放。
所以，这些年我们国家有两个目标一直高悬于上——在2030年前碳达峰，在2060年前碳中和。
这是中国在四年前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两个目标：碳达峰要求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后，以后只能减不能增；碳中和要求每年的二氧化碳产生量，都小于等于二氧化碳吸收量。
但即便如此，小巴依然很疑惑，这两个词与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它能挣钱吗？它是新风口吗？它会卡中国企业的脖子吗？它会影响中国各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吗？
于是小巴特地来到今年的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希望能从展会中得到以上疑惑的答案。
图源：小巴拍摄
这次展会举办时间为6月5日—6月8日，为期四天。
根据最新数据，这次展会共吸引了14个国家和地区600余家国内外企业，全国各地的参观团126个，观众近9万人次，集中展现了最前沿的各行业各企业的低碳降碳技术。
离消费者最近的企业，干了什么？
今年的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参展企业中，多以能源、工业企业为主，因为这些行业，排放了全国绝大部分的碳排放量。
而国内会对这些企业设定二氧化碳排放额，所以展现自己企业在降碳、低碳方面的绿色技术自然顺理成章。
但在其中，小巴少见地看到了几家离消费者生活非常近的企业，它们提供了一些作为消费品企业做低碳转型的思路。
比如主做调味品的太太乐那里，做了循环包装上的应用创新，该企业袋装调料品的铝箔复合包装袋，以前比较难回收，现在则升级成了可回收的再生设计。
太太乐展台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在许多产品的外包装上的油墨，都使用了简墨设计，能减少约三分之一的油墨使用。
而在护肤美妆品牌欧莱雅的展台，则出现了更多消费者容易感知到的包装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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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兰珍珍介绍，这次欧莱雅在包装创新上遵循了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可替换（Replace）和可循环（Recycle）。
所谓减量化，比如一个玻璃瓶的护肤面霜，改成可回收塑料瓶后，重量接近原来的五分之一，又或者把眼霜瓶盖上的方形棱角变成弧形棱角，就能减重十分之一，这样就能大大降低生产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可替换是指采用更环保的材料用于产品包装，比如再生塑料和再生玻璃，以及将面膜袋外包装由塑料变成部分纸。
可回收，是指尽量采用单一材料来提高包装可回收性，比如欧莱雅将一款洗发水里的传统带金属弹簧泵头换成了全塑泵，这么一项小改动，每年就能节省1/24个埃菲尔铁塔重量的原生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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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展台则展现了更多产品原材料上的创新——SORPLAS再生塑料，OBM再生纸和多孔碳材料Triporous。
这三种材料，分别被应用到索尼的产品包装、产品本身，甚至服装上。
比如OBM再生纸，是用竹子、甘蔗渣和碎纸做成，可以转而做成索尼的耳机包装盒；SORPLAS再生塑料，则是由废弃的水桶和碎裂的光盘制成。
据索尼可持续发展部员工介绍，SORPLAS再生塑料不仅硬度与韧性都提高了一倍，还能耐高温，有更好的阻燃性，目前已经应用在索尼的电视机后盖，和合作方的笔记本电脑外壳、适配器和箱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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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神奇的是多孔碳材料Triporous，原材料是废弃稻壳，具有高吸附性和除臭性，可以做成各种衣物。
为什么消费品企业也要做降碳？这些秉持着可持续理念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吗？
一位英大碳资产的工作人员提到了“绿色溢价”问题。所谓“绿色溢价”是指，产品为了实现减碳、脱碳而不得不多付出生产成本。
她说：“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由再生资源做成的产品，都是溢价的，比如有的会溢价20%。”但她也提到了一些例外，即目前用秸秆制成的产品，价格基本能与普通材料做成的产品持平。
做可持续产品的企业，怎么让消费者买单？
从“绿色溢价”的问题来看，似乎在碳博会上，消费企业接过了高排放行业的“低碳”接力棒，却让降碳后的产品成为收割消费者的工具。
这种转移溢价成本的问题，在这次碳博会上也成了企业与监管部门讨论的焦点，毕竟解决降碳的成本，如果企业不能自己吃下，就只能转嫁给消费者。
于是上海碳博会6月5日的可持续消费平行论坛，就专门讨论了这个话题，即企业如何解决“绿色溢价”问题？
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兰珍珍，提到了欧莱雅内部消化掉“绿色溢价”的思路。
她认为，企业做可持续消费产品，应该在价值而非价格上内卷，并提到了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即可持续消费产品的创新成本，应该作为企业的研发成本计算，用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而非转嫁消费者，来消化创新成本。
◎ 第二个阶段，可持续消费产品本身要做到同类型产品里，无论是体验、性能还是品牌价值上的最优，以此获得市场上的竞争力。
◎ 第三个阶段，则在可持续产品具备竞争力，又具备规模优势，全面在市场上铺开后，企业便会拥有做可持续消费产品带来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
这第三个阶段，刚好就是做可持续产品的消费品企业，收获胜利果实的时候。未来很有可能，可持续产品既能做到价位比同类产品低，体验也比同类产品高。
小巴也特地逛了多家主做消费者产品的企业展厅，如太太乐、欧莱雅、索尼等品牌，据他们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做可持续产品并没有涨价，相当于都在企业内部消化掉了“绿色溢价”的成本。
无论是欧莱雅还是索尼，也都验证了这个思路的可行性。
比如自2005年以来，欧莱雅的产品生产量增加了45%，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91%。
而索尼花费20年做的可持续产品原料技术，不仅让索尼的产品具备了竞争优势，还让索尼成为没有该技术的企业的供应商，靠技术专利的业务，发展出了第二增长曲线。
但即便他们解决了“绿色溢价”问题，这些企业也都提到了一个痛点，即这类创新成本实在过高，比如太太乐内部，只能一条产线一条产线地改进，来衡量改进后的成本和收益。
“只能大企业带头做，小企业很难做。”他们说。
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果只有大企业能在低碳降碳上承担成本，而其他企业很难在践行低碳降碳理念上获得财务上的正向回报，那“双碳”如何能长期持续？到底是靠情怀还是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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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卡脖子”，企业闯关
而关于这个问题，在碳博会上，有许多做外贸的企业都谈及了一个词：“欧盟标准”。
什么意思呢？从去年开始，欧盟就立法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简单来说，企业出口到欧洲的商品，要汇报“碳足迹”，也就是直接与间接碳排放量。汇报完了后，从2026年开始，欧盟就会根据商品的碳排放量，征收碳费用，所以这种费用被称为“碳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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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碳关税的计算方式是：碳关税=（产品碳排放量−欧盟同业获得的免费排放额度）×（欧盟碳市场碳价−出口国碳市场碳价）。
比如中国的“碳市场”从2021年启动，里面卖的商品，叫“碳配额”，即“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去年中国碳市场碳配额平均交易价格是9.6美元/吨，欧盟碳市场碳配额是89美元/吨。
如果企业出口到欧盟的产品碳排放量，减去免费排放额度后是10万吨，那么除去中国9.6美元/吨的成本后，还需要补上89-9.6=79.4美元/吨的差值，共计5500多万人民币。
这无疑是很大一笔成本。所以对于国内做外贸的企业来说，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碳”给“卡脖子”。
但也有人会说，中国企业这么多，也不一定都是做外贸的企业。
首先，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不可能避开；其次，欧盟对碳排放的计算，是一款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也就是从原材料开采、制造、运输、销售直至废弃的碳排放量。
这意味着不仅是做外贸的出口企业，其产品本身的上游供应链也要一并降碳。
如今国内最受碳边境调节机制影响的产业，莫过于“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电池。
“新三样”行业的供应链波及上游金属矿产、汽车零部件、智能化企业、能源提供商、电池制造设备等各种行业，每一个都牵扯甚广。
为什么是这三个行业？
因为在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下，今年还实施了一套法案《电池与废电池法》，其中二级配套法案是动力电池碳足迹计算规则，从2028年2月18日起，会对进入欧盟市场的动力电池进行碳足迹阈值管理。
所谓“碳足迹阈值管理”，意思是如果“碳足迹”超过了“碳足迹阈值”，该企业就会面临更多限制。
在电动汽车的碳排放中，电池占比较大，如果车企采用碳排放较多的电池，也会遭遇更大的压力。以至于亿纬锂能董事长助理肖忠湘曾说：“对动力电池企业来说，未来要么低碳，要么出局。”
所以在这次碳博会上，一家主做再生铝材料的企业帅翼驰，也向小巴表示：“我们在国外有自己的工厂，我们供应材料的零部件厂商，也需要遵循欧盟的碳排放的标准。”
他们的再生铝材料主要用于汽车和通信电子产品，她提到，用再生铝相比纯铝制作产品，可以把碳排放降至原来的1/20左右，生产一吨纯铝产生的碳排放大概在17吨—18吨左右，而生产一吨再生铝，碳排放只有0.83吨。
这种材料如今也进入了技术成熟期，不仅低碳、材料性能更好，成本也比原本的纯铝降得更低，以至于他们成为了如今“蔚小理”以及宝马、奔驰等主机厂的材料供应商。
除了被欧盟倒逼的降碳、低碳，这次碳博会还展现了通过碳足迹的精确计算来应对欧盟碳标准的方案。
比如之前大部分企业缺少对碳排放的精确数据，也不知道该怎么监控计算碳足迹，即使有碳足迹的计算，也都是用的粗糙的统计学方法和不精确的历史数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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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次碳博会上，碳足迹管理平台是重中之重。
不少企业都发布了碳足迹管理平台，比如西门子智能基础设施集团针对中国企业的低碳化转型需求，推出了西门子企业智慧能碳管理平台(Smart ECX)。
Smart ECX采用先进的物联网架构，结合云计算，大数据、AI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助力各行各业高效减碳，给企业提供一个基于“碳”视角的数字化能源管理平台。
与此同时，它的应用覆盖范围也很广泛，包含制造业、商业楼宇、生命制药、汽车制造、大型基础设施等，支持微电网使用场景，有效链接能源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能碳管理。
数字化赋能中心负责人于跃表示，“拥抱变化来自于以客户为中心的Mindset，和积极的组织变革。”
Smart ECX产品负责人何弦表示，Smart ECX内嵌了行业权威的Ecoinvent因子库，采用LCA 评估方法，符合ISO-14067标准，可由权威机构出具第三方认证报告，助力企业实现碳盘查、核查及产品碳足迹计算。
西门子副总裁胡建钧说：“价格和质量，已经不再是唯二的出口核心竞争要素，还要加上第三个，绿色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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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是发展权
上海碳博会结束，这次展会并没有在舆论场引起波涛汹涌的讨论，因为大部分人始终觉得“双碳”离自己太远了。
即便它影响身体健康，影响人类安全，影响企业发展，但似乎依然和普通人无关，顶多就是买几件可持续材料做成的产品。但真是如此吗？
毕竟一件事情上升到国策，就代表着背后的考量，一定会涉及普通人的利益。
回顾下“双碳”的发展历程，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签订，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再到2016年，《巴黎协定》签订，再到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郑重发声，本质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发展权。
先发展好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谁该为碳排放负更多的责任？
中国每年碳排放量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的碳排放量总和，所以应该是中国率先减排？但中国的历史碳排放量只占全球13%，欧美更多发达国家在曾经发展时候的碳排放量难道就不作数了？
所以看起来“双碳”是碳排放权的问题，其实本质是国家发展的问题。
那既然明知双碳排放会被限制国家发展，那为什么“双碳”依然会写入2020年的十四五规划？
因为能源安全。
大型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
中国即便每年卖出了全世界最多的新能源车，但2023年新能源车市场占有率依然只有31.6%，还有一大半是燃油车的天下。
燃油车烧的是石油，去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约为5.6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72.99%。
根据《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中国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分别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18.9%和8.4%，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接近85%。
所以发展新能源，中国比其他国家更着急，而且石油与美元挂钩，更需要跳出这个体系。
邻国日本就是最好的反例。
由于发电的煤炭和天然气几乎全部来源于进口，当日本与其第三大LNG供货国俄罗斯出现合作问题，从美国进口天然气又有不确定性，和澳洲在天然气贸易上又出现争执时，日本未来的能源供应出现巨大危机。
当未来的风口已经显现时，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机会或风险也将到来。
或许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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