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丨薛皓皓
在亚洲高等教育领域，梅彦昌树立了标杆。这位材料科学专家出身的香港城市大学（以下简称“港城大”）校长，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港城大打造了GRIP与GRIT两大标志性项目，将高校学生培养与高科技创业紧密结合起来，将一项项专利转化为实现社会价值的商业产品。
梅彦昌1980年毕业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获工程学士（材料工程）学位，1987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在南洋理工大学任职多年。2018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先后任高级副校长和常务副校长。2023年5月，就职港城大第五任校长。
梅彦昌不仅是学者、教授和学校管理者，还是一位发明家和创业者。他有感于科学家创业面临的种种困难，决心将系统的创业教育带到高校，助力科研成果向创业项目转化。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副校长期间，他创立了GRIP项目（Graduate Research Innovation Programme，以下简称“GRIP”），该项目通过体验式的创业教育，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生、研究人员提供创业指导，将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成高科技初创公司，培养创业人才。
据介绍，GRIP从技术、商业、人才、资金四个维度，协助研究生、研究人员在最小可行产品（MVP）、商业可行性、团队及投资等方面实现起步，完成初期的“创业拼图”。
同时，这个项目还颠覆了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要求博士生以可商业化专利替代部分学术论文，促使科研对接直接的产业需求。目前，GRIP已是新加坡国家级的创新成果转化平台。
来到港城大担任校长后，他将GRIP升级为更具系统性的GRIT计划（Graduat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rek，以下简称“GRIT”），意为研究生创新创业启航综合课程。GRIT包括全球首个高校跨境的专利交易平台，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高科技创业培养体系等创新模式，帮助研究人员和学生将现有的知识产权快速发展成初创公司。
如今，GRIT将从香港来到内地，将于2026年落地于港城大（东莞），进一步对接中国大陆的市场及专利转化需求。
以下是港城大校长梅彦昌与创业邦创始人兼CEO南立新对话实录，由创业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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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科学家创业的盲点
南立新：您拥有127项专利，被称为是一位充满热忱的发明家，许多高性能生物材料，已被应用于医疗器械之中。同时，您也是一位创业者，创办了11家公司。我很想请教您，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创业项目的过程中，最大感悟是什么？
梅彦昌：我已做了三十九年教授。起初，我做教授只是教导学生，做一些研究。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发觉仅做研究，不够“有意思”。如果我能做对社会有益的产品，会更有意义。
我出生在新加坡，当时也在新加坡。不过在那个时代的新加坡，大家对初创公司并不重视，高校的研究成果通常直接卖给大公司。
南立新：能具体说说您怎么开始创业的吗？
梅彦昌：我的契机其实挺偶然。当时，一位做皮肤医疗的医生朋友，从意大利买了一台昂贵的设备，几万新币，可没用几周就坏了。他找我修，我说不如我直接给你做个新的！结果成本只要几千新币。
南立新：成本完全不同了。
梅彦昌：我当时的感受是，这太简单了。一家新加坡美容公司向我买了几十台设备。但是我发觉自己不能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不是做生意的，就把这项目交给学生去做了。这事也让我明白，不能这样零敲碎打，得好好创办一家正规的初创公司。
回头看，办一家创业公司就像生孩子，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打个比方，Starting a deep tech company is like solving many jigsaw puzzles（创办一个高科技公司就像是解一个很难的拼图游戏）其中有很多关键部分：创造发明、公司运营、时间、市场、好运等。只有集齐了所有关键部分，才能成功，若缺乏两三块，那么公司就不会成功。
我的第一家公司创办于2000年，做心脏支架方面的产品。对此，我感到最骄傲的是，整个研究未和外国大学合作，完全在新加坡自主研发。另外，我还发现解决问题的技术往往在其它领域：比如我从电子行业找到了一项技术，发现它非常适合医疗应用，就把它引入医疗领域，申请了专利，这个专利非常厉害，仅次于美国最大的医疗公司。
是的，当时很多人想投资我。但新加坡的投资方在那时比较缺乏耐心，他们总问“一年之后能赚钱吗？”这在医疗领域简直是开玩笑！
于是我跑到硅谷融资，见了十多家风投，终于找到一家投资机构愿意投资。说实话，当时我对融资条款不太懂，只觉得拿到钱就感到——I am rich。长话短说，公司花了八千多万美元，做了十多年，做的临床效果都非常好。失败不是因为技术或临床不行，而是因为美国的律师搞出了事情，导致整个公司破产了。这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教训：原来创办科技公司这么复杂！科学家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都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建立一个系统或流程，来帮助更多的科学家。
后来我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创了一个方向。我领悟到最关键的不是寻求更多资金。You don't need more money, you need less time（你不是需要更多钱，而是要节省时间）。
科学家总想把技术做到“更好更完美”，但再好没有市场也没用！技术再好也不行。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启动了一个项目叫GRIP，核心是教博士生及博士后如何开高科技的初创公司。相比社会上的项目，大学做这种项目有两大优势：其一，大学有很多专利，有一个规模庞大的IP bank；其二，大学有很多人才，每年有许多聪明学生涌入。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尽可能多地推动项目。初创公司的成功极具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知哪个项目一定能成功，但是遵循概率法则，项目基数越大，成功的数量可能就越多。比如，十家初创公司可能有半家成功，一百家初创公司可能有5家成功，如果做得好5家变10家。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原来每年产生15家初创公司，但当我们把这一项目实施，每年会产生六十多家，甚至一百多家的初创公司。这么大数量，我相信后面会有一家独角兽公司出现。
等我来到港城大，我立即着手做同样的事情，并且要做得更大更深。
02将创业教育带入校园
南立新：GRIP获得了新加坡政府的持续支持，运营至今？
梅彦昌：我很高兴。当时我创办的项目，现在变成新加坡国家项目了。
南立新：我认为港城大的GRIT就是一个升级版的GRIP。相比于GRIP，您做了哪些的升级和改变呢？
梅彦昌：新加坡只缺一样东西，就是市场。当时，很多初创公司在新加坡做了两三年后，然后再进入内地市场。这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市场不会等人。时间不会等人。现在我在港城大做GRIT，公司一旦创办就会联络内地市场。市场就是Oxygen（氧气）。
我们还开了一个国际化的专利贸易平台。据我所知，我们是全中国第三个获批的同类平台，并且定位也有差异，是国际化的。
南立新：您能将这个专利贸易平台介绍得更加细致一点吗？
梅彦昌：大学有很多专利，但专利只是一张纸，它的价值远未体现出来。这个专利平台的作用在于，将专利放入平台后，如果有公司有意向，就会给这一专利估值，省去了专利拥有方自己费力推销的成本。所以，这是一个交易平台，允许买双方就专利进行交易。
任何平台都需要一个信任机制，港城大就做这个信用担保，确保该平台是真实、合规、合法的。当然大学本身不适合直接做生意，所以又专门成立了一个获得批准的公司来运营这个平台。
南立新：在所有香港大学中，港城大目前是拥有美国专利最多的吧？
梅彦昌：我的初衷是帮助港城大建立这一项目。所以一开始，我们仅做港城大内的专利，后来我们把服务范围相对拓展，能服务英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家公司想进入中国市场的需求。
南立新：这和GRIT及东莞计划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梅彦昌：如果有内地专利，想要进行商业转化，那么就可进入这一项目。我们会一步一步计划，教人如何开设公司，如何找到投资人。
南立新：除了专利之外，GRIT还能给予哪些帮助？
梅彦昌：大学是教育人的，公司成功或失败是另外一回事。即使公司失败了，人不失败，人就被教育了。他可能未来还将开设一家公司。我们已经培养了数千人了，这不仅是专利平台，而且是人才平台。
给个比喻，我们是fish hatchery（鱼苗孵化场），要培养小鱼，不养大鱼。小鱼游向世界，之后它们变成大鱼，或被做成寿司，还是别的，我们就不管。我们的目标是，要培养很多健康的小鱼。
南立新：申请GRIT必须是研究生吗？本科生是否可以申请呢？并且公司创办以后港城大是否占有股份？
梅彦昌：港城大是否有股份，其实无所谓。我们注重的不是钱，是人才。当然，港城大有股份，对于他们而言也是好的，是对他们公司的背书。
我们有一个本科生的项目，让他们用六个月在国外一家初创公司实习。等到回来后，他们就会有经验和兴趣，充满着想要创业的热情。
对于硕士项目，现在非常火爆，一千多人争取一百多个名额。为什么他们的兴趣如此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仅想要工作，而且想要一份高价值工作。这个硕士项目要求的不是你考试成绩好，而是看你有没有创新创业的兴趣。
关于博士生项目，博士生大概率希望做教授，但是一百个博士生中，最终能做教授的不到十个。其余几十个博士生做什么？可办高科技初创公司。我们的博士创新创业项目的不是只发论文，也要发专利。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有点像商业企划书，导师包括投资人。研究一开始，就必须知道自己的市场在哪里。这样的模式，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首创，就是我做的，但港城大肯定会做得更好！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项目，为专业人士创办。这一项目招收的是拥有管理经验和市场经验的职场人，他们曾就职于大公司，知道市场在哪，但不会创办高科技公司，也没有专利。他可以来申请，挑选一项专利，并和其中研究人员一起创办一家高科技公司，我们用几个月时间教导他们创办一家高科技创业公司。
南立新：您想一年培养多少位这样的学生？
梅彦昌：两三年之后，这个项目每年培养学生人数将超过一千。不只在港城大、东莞，还有其它地方。我肯定，这一项目在内地许多地方都有兴趣。
南立新：有没有期望在其它城市创办类似的项目，比如杭州、成都？
梅彦昌：都有可能。内地学生来东莞比较方便。如果数目足够大，我们计划在杭州、成都、青岛等地开设这一项目。我认为，不论北京、香港、胡志明市、新加坡、还是雅加达，都适合年轻人去创新创业。
我非常肯定，十年二十年后，创新创业最棒的区域不是硅谷，不是伦敦，而是这里——亚洲的这一部分。
南立新：港城大还有个项目是不是叫HK Tech 300，它和GRIT有什么区别？
梅彦昌：HK Tech 300是做初创公司，但不局限于高科技领域，也不一定基于专利。他们做得很好，我来港城大之前就开始做了，每年能产生190至200家初创企业。我觉得大学应该更加注重高科技转化，这对国家影响力更为重要，而且这些公司能带动就业，对国家非常重要。
03营造创业生态
南立新：您刚刚提到政府，请问港成大如何协调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
梅彦昌：政府角色需要谨慎定位——既要保持透明度，又要包容创新风险。但政府支持必然存在限度，因此我们从最初就不单依赖政府资源，而是同步引入私人投资、专业机构和大企业等多元力量。
当然，政府鼓励政策非常宝贵，但绝不能成为唯一供给方。这个原则在新加坡、香港和内地都同样适用。
南立新：企业如何被整合进这个项目中？具体有哪些机制和规则？
梅彦昌：在硅谷考察时，我领悟到关键在于便利性。投资人曾问我为何要远赴新加坡投资，因为硅谷一公里范围内投资项目已足够。因此我建立了这样的系统：不是我们去找投资人，而是让投资人主动前来，省去了投资人为看项目而到处跑的时间和精力。现在我们每年有60~100家初创公司集中展示，投资人无需奔波各地，在港城大就能高效筛选项目，如同"买菜"般丰富的选择。
南立新：所以您在港城大本部及东莞校区构建这样的创业生态，方便投资人接触项目？
梅彦昌：正是。我们还开发了线上平台，像网购般便捷。投资人时间宝贵，这个系统能最大限度节约他们的筛选成本。
南立新：加入GRIT项目的企业是否也能获得资本加持？
梅彦昌：我们的核心在于打造完整闭环系统。无论是寻求投资还是自主创业，来港城大就能一站式解决。
南立新：您强调将"国际化"和"创新"作为港城大核心标签，这个理念如何形成的？
梅彦昌：多年前我就提出，中文"大学"侧重规模，而英文"University"蕴含"宇宙"之意。真正的大学必须国际化——学生需要跨文化经验而非单一文化灌输。如今港城大的国际学生比例已居全球前列。
关于创新，亚洲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普通工作，他们追求高价值岗位。例如工程师不该只做维修，而要做创造性工程。例如，瑞士虽小但工程师却薪资高，正因其专注高价值创新。这恰是港城大要培养的人才方向。
南立新：港城大如何促进教师科研成果转化？对教授创业持什么态度？
梅彦昌：我们改变了传统教授晋升机制。过去仅靠发论文就能晋升，现在新增路径，教授凭发专利或创建公司，同样能获得晋升资格。机制变革后，教授们既发论文也积极转化专利，创办公司。
关于港城大是否占有股份，学校只象征性持股以支持项目，避免深度介入经营。对于专利授权流程，我们简化得像"刷信用卡"般便捷，这对教授创业极具吸引力。
南立新：您理想中港城大的全球对标对象是？
梅彦昌：我们专注创造独特的标杆。港城大要证明，立足香港和内地，完全可以打造世界级创新范式，为何不能让别人来学习我们的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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