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餐饮的“平成食代”,正是中国“西贝们”的镜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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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世界中最残酷的,并非突如其来的溃败,而是你一步步走向那个早已注定的结局。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锦缎(ID:jinduan006),作者:耀华,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商业世界中最残酷的,并非突如其来的溃败,而是你一步步走向那个早已注定的结局。

当中国的“西贝们”在“高价”与“规模”的钢丝上艰难摇摆时,或许不曾意识到,这道看似无解的当代难题,早在三十年前的日本餐桌上,就已写好了标准答案。

贾国龙与他的西贝,所面对的,是同样的商业底层逻辑。历史从不重复,却总会押韵——日本餐饮业走过的“平成三十年”,正是如今高悬于中国“西贝们”头顶的镜与鉴。

“平成食代”

1989年,日本“平成时代”正式拉开帷幕——像是接过“昭和幻梦”的最后一棒,这一年的GDP增长率定格在5.4%,像极了烟花绽放的最高点——此后三十年,再未企及。

也正是在1989年末,被称为“日本经济终极BOSS”、“泡沫刺客”的三重野康,登上了日本央行的王座。上任仅九个月,他连续三次加息,像精准戳破气球的孩子,安静地看着地产与资本市场的狂欢戛然而止。

与资产泡沫一同退潮的,是日本各行各业的“财富蒸发术”。从科技巨头到市井小店,无一幸免。银座的神豪们仿佛集体隐身,从东京到大阪的天空,都换了一副表情。

然而,在居民消费的废墟中,餐饮业却像一株倔强的野草,从水泥缝里探出了头。战后日本恩格尔系数一路下降,食品饮料消费占比从38.7%滑落到1990年的25.4%。而泡沫破裂后的十余年里,这一比例依然稳定在23%-25%——果然,人可以被剥夺很多,但不能被剥夺吃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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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二人以上每月家庭支出结构,来源:日本统计局,华创证券

从绝对值看,日本家庭每月食品支出从1992年的8.2万日元跌至2000年的7.4万日元。但比起其他消费的“跳崖式下跌”,餐饮业堪称“泡沫时代的防波堤”。

当然,即便是刚需行业,也不可能完全免疫经济规律。只不过日本餐饮业面临的不是“生存危机”,而是一场“身份转变”:

变化一:和所有消费品一样,餐饮客单价在泡沫破裂后悄悄“瘦身”,二十年间下降了约20%。这不是减肥,是现实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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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人均食费支出,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锦缎整理

变化二:饮食内容也悄悄“变心”。“内食”(在家做饭)和“外食”(外出就餐)双双缩水,而“中食”(快餐与便利店食品)逆势增长三倍—— 日本人似乎在用便利店的饭团,对抗整个时代的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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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餐饮市场规模变迁,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考虑到中食单价较低,如果以“热量摄入”计算,它的涨幅远不止三倍。你可以说这是老龄化、单身化、加班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说到底,是时代教会了人们:快速填饱肚子,比慢慢享受生活更现实。

而从本质上看,这场“食之变”其实是一场“价格叛逃”:1995年至千禧年,日本人均收入已开始下滑,但CPI却直到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才转负。人们对收入的敏感度远高于宏观数据,于是泡沫破裂前夕,出现了“在国内吃不起,就去夏威夷度假吃”的荒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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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以美元计)及CPI增速,来源:Choice金融客户端

留在国内的人呢?只能默默走向便利店,用更便宜、更快、更标准化的食物,安抚自己和时代的失落。

供给侧的故事则更富戏剧性。泡沫破裂后,银座、浅草、新宿一夜沉寂,但大多数餐饮从业者仍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冬天”。他们选择硬扛,直到发现春天不会再回来。

于是当趋势固化,千禧年前后餐饮业迎来一波“闭店潮”,门店数从155万的峰值跌至140万左右。在需求仅微降1%-3%的背景下,供给侧却萎缩了近10%——这不是客人不吃,是饭店自己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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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餐饮行业门店数量,来源:厚生劳动省,Choice金融客户端

此后,“抱团取暖”成为日本餐饮业最诚实的生存策略。

餐饮业的“不可能三角”

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敏在《繁荣与停滞》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战后日本经济问题的根源之一,可能是麦克阿瑟《反垄断法》执行得“太温柔”。

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自古就有“抱团基因”。每当危机来临,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组成利益共同体。

尽管《反垄断法》表面上拆分了财阀,但经过三十年修修补补,日本又形成了“互相持股”的经连会体系——说白了,就是换了个马甲的抱团。

回到餐饮业:90年代末,虽然门店数量在减少,但在“共同体思维”驱动下,行业掀起一波横向并购潮。连锁化率和连锁门店数不降反升——仿佛在说:一个人走不远,一群人摔不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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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连锁化率及连锁门店数量,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企业抱团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钱。于是上世纪末,日本餐饮企业迎来资本化浪潮:泉盛、元气寿司、罗森等纷纷上市。日本餐饮上市公司一度超过100家,一度成为全球之最,堪称“全球最会融资的胃”。

但餐饮业不是制造业,你要资本化,就得先“数字化”。说白了就是两件事:前台能算清楚,后台能标准化。

前台数字化,是把手工账本变成电子账本;后台标准化,是把厨师手艺变成微波炉程序。

这段时间有个段子:“厨师长手下六个兵,都是不同型号的微波炉”——听起来讽刺,其实换个角度想想,微波炉确实比传统师徒制好估值、好定价,毕竟“师徒制”是最反资本的劳动关系,因为“人”很难作为固定资产定价,资本就爱这种“可预测的成本”。

日本本就偏爱冷食、轻烹饪,标准化如鱼得水。在中食浪潮推动下,预制菜行业迅猛发展,完美承接了连锁餐饮“没有厨师的厨房”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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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预制菜行业规模趋势,来源:华福证券研究所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成功的上市餐饮企业,大多主打“可预制产品”。最典型的就是牛丼饭,依靠着连锁化程度高和预制标准高,CR4超过90%。最大的餐饮上市公司泉盛,就是靠一碗标准化牛丼饭(食其家)打遍天下。

但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你安全感,也逼你不断赚钱。而标准化虽然带来了规模,却也扼杀了溢价—— 餐饮业的不可能三角浮出水面:

餐饮、高溢价、连锁化,三者不可得兼。

  • 你要高溢价,就得用稀有食材、个性烹饪——难标准化;

  • 你要连锁化,就得用标准食材、统一流程——难卖高价;

  • 你要既连锁又高价?对不起,消费者和资本都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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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餐饮、连锁化、高溢价的不可能三角,来源:锦缎研究院

很多案例证明:餐饮企业短期内赚的钱,要么来自消费者,要么来自资本市场,很难两头通吃。

不怕走错时代,只怕走错人群

2024年,日本第一连锁居酒屋“和民”(Watami)重返中国,落户上海。这不是它第一次来——早在2005年,它就试水中国市场,2020年黯然离场。

有人把失败归咎于宏观环境,但和民的困境不只在中国。自1996年上市,它一直试图挑战“不可能三角”,打造“高溢价连锁餐饮”。为此提出“六度产业”:从农田到养老院全打通,结果2014年亏损128亿日元。

更魔幻的是,困境中的和民反而提价15%。结果单店销售额下降10.4%。好在它及时醒悟,抛售高溢价业务,调回价格,才勉强续命。

另一边,泉盛走了完全相反的路。作为后来者,它无论牛肉成本怎么涨,都把利润率压在4%以下。经济不好?那就降价。结果它反超吉野家、松屋,成为日本餐饮市值第一,上市以来涨幅超2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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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04年后食其家、吉野家净利润率趋势,来源:国信证券经纪研究所

泉盛不是孤例。日本市值前十的餐饮企业中,九家是“平民代表”。只有第十名的Colowide(旗下有牛角、温野菜)算中产餐厅,但也算不上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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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市值排名前十餐饮企业信息,来源:网络数据,锦缎研究院整理

这有点像中国的茶饮市场:受资本追捧的,不是那些“一杯封神”的高端店,而是蜜雪冰城这类“普惠型选手”。毕竟高溢价和规模化,天生就是一场别扭的婚姻。

和民的迷失与泉盛的成功,发生在同一时空、同一市场。它们的区别只在于:泉盛早早认清了“不可能三角”,而和民总想鱼与熊掌兼得。

这正应了南开大学教授熊培云在《日本激荡三十年》序言中的那句话:

“不怕走错时代,只怕走错人群。”

世上难得两全法

我们最后划个重点:

  • 泡沫破裂后,日本餐饮需求结构巨变:“中食”崛起,门店减少;

  • 企业抱团→连锁化→数字化→资本化,用标准化换规模;

  • 餐饮业存在“不可能三角”:高溢价、连锁化、美味难共存;

  • 破局之路是二选一:要规模就平价,要溢价就别扩张。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日本餐饮转型路径,大多围绕现今的大型连锁企业展开。这并不是说高端餐饮就无法抵御周期。事实上,东京至今仍是全球米其林餐厅最多的城市(共183家),而全球米其林餐厅数量前五的城市中,日本占了三位(东京、京都、大阪)。

日本高端餐饮的蓬勃发展有其文化逻辑。作为崇尚强者的民族,日本饮食文化最早受唐朝影响,天皇奉行佛教传统,在民间推行禁肉令。缺乏油脂摄入,使日本错过了宋代“炒”的烹饪革命,延续了“食本味”的传统。

明治维新后,日本又将学习对象转向当时的“文化高地”——法国,系统引进了西式摆盘、宫廷礼仪及乳制品,与本土料理融合,形成了注重礼仪和本味表达的“日式特征”,恰好契合当代对高端餐饮的评判标准。

必须承认,日本高端餐饮发展得相当成功。只不过,所有高端品牌都没有追求规模化扩张,而是将核心放在“色、香、味、器、景”的极致呈现上。因此,日本餐饮在泡沫破裂后实际上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追逐资本规模的“平价线”,一条修炼服务技艺的“溢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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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料理的色、香、味、器、景图示,来源:《日本料理完全图鉴》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日本经验套用于中国餐饮的未来发展。从每一个切面观察,都能看到中日产业界的深刻差异:

例如,我国食材自给率超过140%,而日本不足50%,这意味着我们的饮食多样性远高于日本;再如,中国大多数菜肴的烹饪离不开“火”,而非仅追求食材本味;同时,我国目前个体餐饮占比仍超过90%,而日本已降至59%。

以上几点事实都表明,中国餐饮业的标准化本就困难重重。若在此背景下仍要同时追求“连锁化+高溢价”,无异于挑战商业规律的极限。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预制菜总会引发舆论争议——因为总有企业试图走通那条“标准化溢价”的死胡同。

也有人会说:餐饮业,除了“餐”还有“饮”和“服务”。保证食材新鲜健康、服务精准周到,难道不能支撑溢价吗?

但日本经验告诉我们,绝大多数所谓的“高端需求”,都只是特定经济周期中供需错配的产物,不具备长期价值。比如健康食材,本应是餐饮业的底线,而非溢价的借口;再如高端服务,终究只是少数人在基础热量需求之上产生的附加需求,所能支撑的市场基本盘十分有限。

《日本料理的社会史》结语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以前我喜欢绕远,越绕越远,各种事物越多,越花费时间,甚至可能乐在其中,但真的能达到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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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餐饮业——尤其是立志服务广大消费者的连锁餐饮而言,无论绕得多远,最终都要回到餐桌上的一粒米、一碟肉、一碗汤。

世上难得两全法。“物以稀为贵”是浅显却永恒的真理。在规模与溢价之间,大多数时候,你只能选择一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参考资料:

【1】《日本餐饮30年,复盘与启示》,国信证券

【2】《90年代日本食品饮料的变与不变》,华创证券

【3】《日本预制菜发展对国内市场的启示》,华福证券

【4】《新时期日本饮食消费主张的变迁》,产业与科技论坛,刘泽飞

【5】《日本料理完全图鉴》,王奕龙

【6】《从地狱开局,到高端化身,日料是如何崛起的》,赛博食录

【7】《日本料理的社会史》,原田信男,周颖昕译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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