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流构建的智慧社会 | 邦读书

2020-05-18
如何促进人类合作、促进城市发展和社会和谐?

编者按:本文系专栏作者刘涛独家投稿文章,创业邦编辑后发布。

拥有最好想法的并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最擅长从别人那里获取想法的人。

推动变革的并不是最坚定的人,而是那些最能与志同道合者相处的人。最能激发人的并不是财富和名望,而是来自同伴的尊重和帮助。

——彭兰特,MIT人类动力实验室主任、全球大数据权威、可穿戴设备之父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各类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控危机,强化了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力,物流、人流、贸易流短期内出现了停摆,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

其次,新冠疫情正在让全球经济陷入混乱,几乎没有哪个行业能避免改革、重组或搬迁。敏捷性、灵活性和自动化将成为这个新业务时代的旋律,促进企业进行转型。

再次,为重新恢复经济和社会运营,如何构建卫生和公共服务体系,如何保证数百万在大萧条中失业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成为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如何促进人类合作、促进城市发展和社会和谐?彭兰特教授的这本《智慧社会》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下,我们如何进行“想法流”,去实现人类合作、解决问题,促进智慧社区、城市和社会的发展。

未来计算的能力和数据就像今天的石油和电一样。——马云

大数据时代,我们一路走来,各种信息不仅显示了我们的行为,还有我们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当我们掌握了海量的信息之后,我们如何让一个团队或者社会变得更加有效和活力?

例如:社会动员,在网络上发动大家寻找“人肉搜索”走丢失的小孩和老人;在台风、地震、以及新冠疫情的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救灾。调节社会网络,当一个组织的内部变得“同质性”太强的时候,就要及时补充新的成员,增加多样性;当一个群体内部的信息交流变得过于频繁和密集之后(比如,今年的新冠疫情开始时候的各种流传谣言,大家的兴趣超越了深入交流),适当地控制信息交流的速度,有助于让人们更关注真实的重大问题。

对社会契约的影响,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我们是群居动物,当我们彼此合作的时候,比如一起跳舞、一起划船,我们身体会释放更多的内啡肽,让我们更加愉快和兴奋。当然我们也有各为己利,彼此竞争的情况,此时需要我们改变激励机制,去激发合作的动力,因为在大数据时代,合作比竞争重要,交流比交易更重要,灵活的伙伴关系比阶级斗争更重要。

关于创新和创造力,人们总认为只是少数聪明绝顶的人才有产生伟大想法的魔力,而我们普通人只是偶然灵光闪现。但这并不是我看到的,事实上,我发现最好的想法总是来源于仔细和持续的社会探索。——彭兰特

社会互动

探索并获取想法流的重要途径

探索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最善于保持创造力和洞察力的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寻找新的人和不同的想法,却并不一定绞尽脑汁去发掘“最好”的人或“最好”的想法——他们要寻找的是具有与众不同观念和与众不同想法的人。

除了不懈地寻找新想法之外,他们还做着另一件有趣的事:他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而且他们习惯于向遇到的每一个人征求对于他们新近发现想法的意见,从而精选出最好的想法。对获得有创意的想法而言,观点和经验的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些能够让许多人感到诧异或有兴趣的想法成为主角,进而被组装成关于世界的新故事,来指导行动和决策。

社会互动对于人类获取信息、决策起着核心作用。人种学家发现,几乎所有影响整个群体的决定都是在社交情景下做出的。对于人类和动物而言,例外主要发生在诸如战争或突发事件等需要迅速做出决策的情形中。野外生物学家在观察动物群体时发现,社会学习(例如模仿成功的个体)可以提高觅食、择偶和栖息地选择等决定的准确性。

社会学习

提高决策质量,促进智慧社区的形成

贝尔明星实验

1985年,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鲍勃·凯利(Bob Kelly)进行了著名的“贝尔明星”(Bell Stars)实验。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实验室,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想要更多地了解明星员工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及其形成原因。是否存在天生的因素,还是说超常水平可以后天学习?贝尔实验室从全球顶尖大学雇用了一批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的杰出潜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事实上,大部分被雇用的人表现尽管稳定,却不能够为AT&T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做出显著贡献。

凯利发现明星员工采用的是“预备性探索”,也就是说,他们会事先开发与专家沟通的可靠的双向通道,并建立起一种未来能够帮助这些明星员工完成关键任务的关系。此外,这些明星员工的网络与普通员工的网络之间存在两个重要的差别。

首先,前者与其网络内的人维持着更强的联系,因此这些人的响应会更快、更有用。因此,这些明星员工很少浪费时间做无用功或者瞎摸索。

其次,明星员工的网络也更加多样化。普通员工仅从他们工作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并且总是盯着一点看;而明星员工的网络中却有担任多种不同工作角色的人,因此他们可以从顾客、竞争对手和管理者等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想法流还取决于社会学习和个体学习的结合。例如,当个体看到他人选择与自己相似的策略时,往往变得更加自信,并且更有可能加大对这一策略的投资。

人们的决定是个人信息和社会信息的结合体,而且当个人信息较弱的时候,人们会更依赖于社会信息。在人们不确定的情况下,社会学习对于提升自信心起着更大的作用。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当人们不知道能怎样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花更多时间观察他人的行为来学习。

贝尔明星实验的例子很好地展示了关系网络是如何决定现实世界的决策质量的。

社会学习是关键:效仿他人的成功与个体学习相结合,要比仅依靠个体学习好得多。当你的个人信息不够清晰的时候,要多依赖社会学习;当你的个人信息足够强大的时候,则应少依赖社会学习。这些例子也告诉了我们关于好决策的重要细节。社会学习的威力体现在了社会网络中,增加你的联系人和网络的多样性能够使你更容易找到最佳策略。

多样性是重要的:当每个人都选择相同的方向时,你的信息和想法来源极有可能不够多样化,这时你应该做进一步的探索。团体迷思对社会学习而言是很危险的。如何才能避免团体迷思和回音室效应呢?你要将社会学习的建议与孤立个体(他们只有外部信息来源)所做的事进行比较。如果来自社会学习的所谓的直觉,仅仅是孤立的个体思维过于自信的形式,那么你很有可能正处于团体迷思或者回音室效应的情形中。在此情形中,一个出奇的好策略就是与直觉背道而驰。

特立独行者是重要的:当人们的行为与他们的社会学习无关时,他们很有可能拥有独立的信息并充分信任这一信息以抗拒社会影响效应。尽可能多地找到这样的一些“聪明人”,并向他们学习。这些特立独行的人有时候有最好的想法,但有时候他们只是古怪而已。你怎么能够判别到底是哪种情况呢?如果你能够找到很多这样的独立思考者,并发现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之间具有共识,那么一个很好的交易策略就是跟随这些特立独行者的共识。

总之,人们如同处理想法的机器,将个人思考与社会学习结合。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探索的质量,这进而取决于你拥有的信息及想法来源的多样化和独立性。

我们从自己周围的想法中学习,而其他人又从我们身上学习。久而久之,一个成员彼此积极互动的社区就成为了一个拥有共同、集成的习惯和信仰的群体。当想法流吸纳了外界想法之后,社区中的个体就会做出比独自决策更好的决定。我们的祖先明白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习惯都是社会契约,并且都主要取决于社会学习。因此,我们大部分的公共信仰和习惯都是通过观察同伴的态度、行为和结果学习,而不是逻辑或辩论得来的。正是对这种社会契约的学习与强化,才使得一群人有效地协调他们的行为,就形成了一个社区的组织智慧。

社会网络激励的重要作用

社会网络激励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围绕寻求合作行为的问题产生社会压力实现的,因此人们通过试验新行为来找出更好的行为。人群产生的社会压力与个体行为之间不匹配的成本、关系的价值以及互动的数量有关,这意味着最有效的网络激励应该关注具有最强社会纽带和最多互动的人群。

利用网络激励节约用电

在第一个实验中,房主收到了自己的用电量与平均水平比较的社会反馈。如果把房主与全国民众这样大范围的群体进行比较,房主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如果把房主与他们的邻居进行比较,效果就比较好,这表明对比较组中的人的认同程度是重要的。这是一种社会网络效应:与一组人的认同感既增加了比较组成员对其的信任,也增加了该组能够向组员施加社会压力的强度。

这些结果促使我们进而尝试了一种基于社会物理学的方法。我们接下来在电力公司的主页上建立了一个数字社会网络,并且提供小额奖励来鼓励人们组成局部的密友群。这种网络使用的是社会网络激励,而不是标准的经济激励:当一个人节约能源的时候,他的密友会获得奖励积分。

这种社会网络激励使用电量下降了17个百分点,比先前节能竞赛的最佳结果好了一倍,比平均结果好4倍多20。当利用了周围社会纽带的强度时,对人们行为改变的激发是最有效的。

同样,公司内部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同样具有数字网络与面对面相结合的推动力。那些跨越不同洲和时区的组织,如果一个人在半个小时内至少3次收到加入网络的邀请,并且这些邀请都来自曾经有过接触的人以及其所在的工作群体,那么他几乎一定会加入并尝试使用这个数字社会网络。例如:在国内电商领域崛起的拼多多,就是充分利用了这样的社会网络的积累。

相比而言,即使是半小时之内收到多达一打的邀请,如果这些邀请并非来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或是他所在的工作群体,也会收效甚微。

如何更好地参与,改进团队表现?

• 参与需要互动 如果人们想有效地进行合作,团队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多次互动,而不仅仅是领导者和成员之间,或成员和整个团队之间的互动(如在团队会议上)。如果与你交谈的人之间没有交谈,就要让他们开始交谈——我们发现直接互动的数量能够很好地衡量采取合作行为的社会压力。此外,互动的数量也能够预测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更具合作性的新行为。

• 参与需要合作 回顾一下“贝尔明星”实验:明星员工推动团队里的每个人分享团队的所有权,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目标设定、工作活动以及因团队成就而获得的认可中来。这些明星员工让每个人感觉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从而提升了团队中的参与度,并且他们会努力达成充分的共识以让每个人都自愿跟随新想法。

• 构建信任 提及信任,是对未来公平、合作的预期。信任基于人际交流的过往,直接的合作互动的数量能够出乎意料地准确预测信任。社会网络先驱巴里·韦尔曼(Barry Wellman)的观点看来是非常正确的:两个人之间通话的数量能够很好地衡量他们对两者关系的投资,这种投资往往被称为社会资本。

简而言之,能否成功成为团队的一部分,取决于对团队网络的持续参与。人们的行为就像体育运动队的选手一样,在个人志向与社会压力之间取得平衡以建立行为规范以及信任和合作模式。

在参与互动,表现最好的团队的典型特征包括以下三点:

• 大量的想法:许多简短的发言而不是少数很长的发言;

• 密集的互动:在发言和极短(少于1秒)的回应评论(例如“好”,“对”,“什么”)之间进行连续和交替的循环来证实或证伪想法并建立共识;

• 想法多样性: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贡献想法、作出响应,参与者之间话轮转换次数相当。

团队表现取决于团队成员是否擅长从所有参与者那里收获想法并对每个新想法做出响应。在我们的组织智慧实验中,女性和其他社会智能参与者所做的或许就是通过引导团队更简短地表达更多的想法、鼓励响应并确保每一个人贡献相当,从而带来更好的想法流。

面对面互动,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

在呼叫中心的应用,呼叫中心是高度标准化的,并且几乎记录所有的东西。由于操作已经非常标准化,呼叫中心的管理员往往会把员工之间交谈的数量减到最小——他们认为员工能够从彼此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微乎其微。这种想法有多种体现方式,常见的是把员工们的休息时间错开,因为他们认为员工没有必要利用共同的休息时间交流。

但是通过让员工在休息的时候更多地交流,此举提升了呼叫中心每个工作团队内部的互动数量,也提高了员工的参与水平。根据这一简单改变带来的好处,促使呼叫中心的管理层把他们所有的呼叫中心休息时间安排全部转变为使用这种新体系,并且每年的利润预计可以提高1 500万美元。

这个例子清晰地展示了面对面互动的程度对生产率的重大影响。同样的效果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工作场景呢?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学习,这也是与周围同伴的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交流增多,社会学习的机会会增多,分享隐性的操作知识和成功的工作习惯等重要资源的机会也相应增多。换言之,许多有关如何成功和如何有效工作的重要想法很有可能是在咖啡壶或饮水机旁闪现的。

社会网络激励的效率

红气球挑战赛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为了纪念互联网诞生40周年而赞助的一项比赛。挑战赛的目的在于发现使用互联网和社会网络解决时间紧迫的搜索问题的最佳策略。

在红气球挑战赛中,每个团队必须找到10个散布在美国大陆未知地点的红色气象气球。首先找到全部10个气球的队伍能够赢得4万美元奖金。据DARPA报道,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NGA)的一名高级分析员将这一问题称为“传统的情报收集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彭兰特的研究小组在这些气球被放置前几天才得知这一挑战,虽然那时DARPA已经对这个比赛宣传了近一个月,并且有近4000个团队报了名。尽管竞争激烈,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有机会获胜。

与比赛中的其他队伍不同,他们的策略是不仅奖励正确告知气球地点的人,还奖励那些把找到气球的人成功介绍给我们团队的人。如果我们团队赢得4万美元奖金,我们会将4 000美元作为每个气球对应的奖金。

对于每个气球,他们承诺,奖励第一个告知这个气球地点的人2 000美元,把找到该气球的人成功介绍给我们团队的人1 000美元,而把前面这个介绍人介绍给他们团队的人500美元,把再前面这个人介绍给团队的人250美元,以此类推;剩余的奖金会被捐赠给慈善机构。使用了这种社会网络激励策略,他们的研究团队成功地在8小时52分钟41秒内识别出了10只气球的地点。

最后,在“红气球挑战赛”之后的访谈显示,人们把动员朋友参加作为一种对朋友的“投资”。也就是说,“雇用”一个朋友好比分享一张免费彩票。你不一定会期待中奖,但是共享彩票能够强化你与朋友的社会纽带。通过分享增加他们与你分享或在其他场合中帮助你的可能性——你在构建信任和社会资本。构建强关系的社会纽带有利于想法流,但是强关系的纽带也会带来社会压力。在生活的每个领域,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可靠的人际关系组成的网络,并且与其他关系相比更青睐这些关系。这种由可靠社会纽带组成的网络中的交流能够促进想法流,并形成一种具有包容性、充满活力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社会的组织智慧的来源。

构建社会的组织智慧:社会动员、校正社会网络和提升社会参与

第一,社会动员:正如“红气球挑战赛”的实验那样,社会动员对于搜寻失踪孩童或者逃亡罪犯,以及在地震或飓风等灾难过后找到关键供给等任务都是至为重要的。比如,彭兰特团队方案中使用的社会网络激励让他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雇用到很多人来解答同一个问题。

这类激励的主要用途是创造新组织,而不是解决短期危机。同时这类激励的一些实际应用,例如在政治竞选中吸引草根阶层的参与、初创企业招聘新员工等。

第二,校正社会网络:第二类干预涉及提供充分的、想法多样性的校正网络。如果人们能够看到很多人不同的决策及其结果,就可以做出好得多的决策。这种群体智慧现象的一个例外是,如果社会网络过于稠密而形成一种从众效应,那么相同的想法就会一再循环。

为了同时解决多样性不足和从众效应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给个体小的激励或推动来校正人们之间想法的流动。这样就能使那些孤立的人群与其他人有更多的接触,使那些具有过多连接的人群减少接触并跳出现有圈子进行探索。

例如,有些公司会采用建议网络从员工那里收集群体智慧。公司的目标是能更好地运行,员工要记录他们如何尝试解决问题以及结果如何,而不是那些在网站上看到的产品评论。有些公司还会对提出建议给予经济激励:如果一个员工提出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想法,就会给这个分享想法的员工一定的报酬。

然而,除了提供反馈,想法、响应和进一步建议之间的链接模式准确刻画了想法传播的网络。这将有助于想法流的衡量,使我们可以衡量想法和响应的模式并判断是否正在发生有效的社会学习。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告诉人们,他们考察的那组想法何时足够多样化,从而帮助他们做出可靠的好决定。

我们也可以对新闻博客和类似的自媒体给出多样性排名,从而使任何一个兴趣组的声音都不会淹没其他声音。这种校正干预对于应对新的超连接的世界中的一些病态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时尚和恐慌似乎不停地在社会中产生连锁效应,导致过度反应和压力,使我们难以专注于更慢更有耐心地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也许通过校正新闻网络来减少谣言和杜撰的再循环,我们可以更好地专注于产生实质性的进步。

第三,提升社会参与:这是第三种网络干预,它是通过社会网络激励来增加围绕本地社区内的问题的参与,从而有助于处理公地悲剧问题。对改进他人行为给予奖励可以产生有利于合作的社会压力,相比于对人们改变自身行为进行奖励,这种社会压力能够可靠地引发更大的行为变化。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虽然在人类社会中,合作与竞争一样重要和普遍,但是同伴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非常强大的塑造力:我们的朋友总是在提醒我们;在体育和商业比赛中需要通过团队合作来战胜其他队伍;全球各地的人们都会帮助家人、孩童和老人。事实上,共享的文化和文化规范的整体概念都是基于个体行为的协调。

人们相互合作以建立社会规范,伴随着移动互联网以及各种摄像和传感器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在韩国,“智慧首尔2015”计划指出:“首尔开放数据广场”是开放性的数据中心,已有33个数据库、880个数据集,为用户提供十大类的公共数据信息,包括育儿服务、公共交通路线、巴士到站时间、停车位、各地区天气预报及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韩国认为公共数据已成为具有社会和经济价值的重要国家资产。

通过良好的探索、参与和互动,利用城市数据-社会物理学的方法,产生更加优质的决策,同时在利用社会网络的激励以及影响方面,促进智慧社区、城市和国家乃至人类的共同发展。

小结:

1、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学习者,并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决策?

最佳的学习策略是花90%的精力来探索,即寻找并效仿那些做得好的人,剩下10%的精力应该花在个体试验和透彻思考上。这种策略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其他人已经花费精力学习了某种有用的行为,那么效仿他们比再把整件事情想一遍要容易得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必须使用一个新的电脑系统,如果我们能够观察一个已经学会使用这个系统的人操作,那为什么还要阅读使用说明呢?人们非常依赖社会学习,并且因此变得更加高效。

2、如果我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或者某方面的天赋,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魅力的连接者。

我们去效仿有创意的人:关注周边任何的新想法,对于有趣的事情,去试探他人的想法;同时尝试扩展社交网络来容纳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不同想法。哪怕是在咖啡壶或饮水机旁与守卫、销售人员以及其他部门的负责人交谈。询问新动态,关心别人的烦恼及其处理方法,并与别人分享想法,做一个想法收集者。

在组织中,不主宰团队内的讨论,推动谈话进行,鼓励好的想法流模式;同时能够引导组织内的互动模式朝正确方向发展,促进组织取得成功。

3、充分利用参与、互动以及社会网络的激励和压力,促进合作与发展。

在设计城市的过程中,增加交流。例如苏黎世的城市设计,其关键是一个范围非常广、快捷、易于使用的轻轨交通系统,让人们能够快速方便地进入苏黎世市中心,从而鼓励人们生活在苏黎世周围相对较小且生活成本较低的城镇和乡村。即使未必能覆盖大多数人,也有许多人能够从家里走到轻轨站,乘15分钟左右车,然后再步行到工作或文化活动场所。

今天,超过60%的苏黎世人使用这一公共交通系统。探索和想法流在城市中心的工作和文化活动时达到最大化,同时社会参与在周围的乡村生活中达到最大化。关键的是,大部分人仍然工作在乡村,并且每个人都很容易参加中心城市的文化活动,这样城市和乡村生活就不会过于割裂了。使用这一公共交通系统的结果是:苏黎世中心具有稠密的新想法的流动,这对于一个繁荣的工作和文化环境是必需的。

与此同时,周围的乡村也有保持健康所需的很强的社会参与。因此,苏黎世能够在不破坏瑞士的安全和传统的前提下,一直保持其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并已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中心。

同时,在数据安全和隐私方面,需要我们提供监管标准和经济激励以引导数据所有者共享数据,并同时服务于个体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作者简介

刘涛,物理化学硕士,青岛海创汇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商学院院长,潍坊海创汇康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创业邦》专栏作者,担任青岛高创投融资担保专家评委以及西海岸创新创业中心等多家基地的创业导师;具有丰富的孵化器、加速器运营管理经验,参与首批国家级创客空间-创益客、山东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益邦、海尔双创示范基地-红岛海创汇、李沧海创汇、临沂海创汇、潍坊海创汇等各地孵化器地运营管理,孵化项目:青岛悟空智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创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佐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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