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折戟,好莱坞还能讲好中国故事吗?

娱刺儿 2020-09-13 07:57

编者按:本文来自娱刺儿,作者沈丹阳,编辑杨晶,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迪士尼让中国观众失望了。

9月11日,真人版电影《花木兰》正式在内地上映,其单日票房虽位居榜首,但《花木兰》首映日的上座率仅为8.9%,远低于已上映22天的《八佰》,与早一周上映的《信条》也有差距,其豆瓣评分更是低至4.8分。

图源:猫眼娱乐

《花木兰》在海外的口碑也不容乐观。虽然它的“烂番茄影评人新鲜度”达到了75%,高于同期的《信条》,获得了媒体的认可,但《花木兰》并未赢得海外大众的心,近8000的烂番茄普通用户为它打出平均分51,而《信条》的大众评分是78。

作为一部迪士尼斥资2亿美元打造的大制作,《花木兰》还是扑街了。

《花木兰》为什么“难看”?

《花木兰》为中国观众所诟病的最大原因,是影片中无处不在的、带有刻板印象的东方主义。

电影开场的布景中,本应是北魏历史人物的花木兰,却住在唐朝后才出现的福建土楼中。而南北朝女子的鹅黄花钿妆,也被演绎得夸张而随意,颇似日本歌妓的妆容。不仅女性如此,男性也留着怪异的八字胡须,这种古代中国人的形象设计风格,几乎贯穿了好莱坞电影数十年。

“最让我觉得怪异的是,这部电影里的花木兰居然还会杂技。这太符合西方人视角的中国文化了,我在国外读书时也经常被问,会不会中国功夫或者杂技。” 影迷惠婷告诉刺猬公社, 真人版《花木兰》并不像一部迪士尼公主电影,它一方面去除了迪士尼电影特有的音乐元素,另一方面大幅删减了轻松搞笑的情节,人物的情感流露也变得内敛很多。

和迪士尼1998年的动画电影《花木兰》相比,2020年真人版电影没有延用“木须龙”、“祖先显灵”、“小蟋蟀”等童话色彩的设定,而是选择了一种厚重的影片基调。

“98版和20版两部作品,存在受众的年龄差异。迪士尼动画再怎么合家欢,主要面向的还是孩子,定位是童话。而真人版电影则不同,它需要考虑成年观众的看法,这就需要砍掉一些不合理的元素。” 资深影评家陈道久说。

然而,褪去了童话色彩的真人版《花木兰》,却被迪士尼蒙上了一层诡异的魔幻主义色彩。

电影中,花木兰儿时就展露出异于常人的活力和能量,父亲告诉她这是一种“元气”。长大后的花木兰也是凭借着“元气”,征服战友、击溃敌军。整个故事中,拥有这种“元气”的还有巩俐饰演的女巫仙狼,她可以在人和鹰两种形态间随意切换,还可以幻化成无数只蝙蝠状的飞鸟。虽没有木须龙的陪伴,真人版花木兰遇到危险时总有一只凤凰陪伴在她身边。

且不说这些设定与花木兰故事的相关性如何,其本身就是披着中国文化外衣的西方文化。

“这部电影总让我有种看西部片的感觉。首先中国文化没有 ‘元气’这个概念,它更像是《星球大战》里面的’原力’。” 陈道久说巩俐演的女巫,从人物造型到背景故事,都是照搬印第安女巫,这与中国文化八竿子打不着。

此外,被强加进电影中的“凤凰”,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故事性支撑,更像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缺少与剧情主线的强关联性,很多关于凤凰的镜头呈现出荒诞的魔幻感,电影结尾处花木兰与凤凰“合二为一”的场景,被海外观众戏称为“山寨版权游”。

就连一向喜爱花木兰人设的女权主义群体,对迪士尼拍的真人版《花木兰》也爱不起来。

虽然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花木兰,是迪士尼公主形象中最能凸显女性力量的角色,但真人版电影并没有着重体现木兰作为女性,是如何艰难地在军营中隐藏身份,又是怎样渐渐赢得战友的信任和友情的故事。这些极具女性张力的情节被简单带过,相反地,与柔然入侵者厮杀的战争场面,却占据了影片的大半篇幅。

在战场中,有“元气”加持的花木兰一人可抵千军万马,非但没有女性体力上的弱势,反而比所有男性都骁勇善战。然而,将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西方价值观,嫁接到花木兰的故事上,真的是国内外观众希望看到的女性主义电影吗?

“花木兰和巩俐饰演的仙狼,展现的其实都是现代语境下的女性困境:能力不被认可、对身份感到焦虑、被传统的婚恋结构和家庭负担所牵制。这两个角色之间的互动,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女性之间的同盟和共情。” 性别议题研究者麻薯说,问题在于这种讨论方式太过单薄。

“可能有诸多的限制因素,近年来很多西方影视剧中的女性角色,更像是“工具人”,她们的出现只是为了带出女权议题。”

《花木兰》电影如此讨好女权主义的设定,也偏离了花木兰故事本身。

众人熟知的花木兰没有任何“超能力”,她勇敢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通过勤奋和智慧赢得了战友的信任。论能力,花木兰确实是巾帼不让须眉,但绝非是影片塑造的男性主义视角下、英雄主义体系中的“忠勇真孝”女性形象。

“充其量只是迪士尼大制作下的价值观强行输出。” 麻薯说。

而输出的“姿势”,既尴尬,又毫无诚意。

迪士尼为什么总是“输给自己”?

迪士尼最近的日子,也实在不好过。

《花木兰》是今年迪士尼成本最高的电影,制作费用高达2亿美元,再加上影片的宣发费用,总成本将高达3亿美元。迪士尼对《花木兰》的定位原本是“开年第一大戏”,但在全球疫情影响下,这部电影的档期改了又改。

在疫情的持续肆虐中,迪士尼乐园、院线电影,以及体育赛事转播等业务也受到了重创。财报显示,迪士尼第二季度净亏损高达47亿美元,中和一季度的盈利后,上半年总体亏损40亿美元。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迪士尼将《花木兰》的上映计划拖到了九月。

然而,北美、欧洲和日本市场的疫情在九月大幅反弹。既不想再次改档《花木兰》,也不希望赔得血本无归,迪士尼想出了一个办法:部分市场在流媒体平台上线,其他市场进院线。

据外媒报道,《花木兰》在Dinsey+平台上映后的第一个周末,产品的下载量高达89万,环比增长68%。截至八月,Disney+已在全球拥有超过6000万在线用户,如果十分之一的用户愿意点播该电影,迪士尼将凭此获得1.8亿美元的收入。这样一来,《花木兰》的海外票房压力也将减少很多。

虽然《花木兰》“回本儿”的可能性很大,但从内容制作上看,迪士尼再一次“输给了自己”。

近年来,迪士尼一直在进行动画改编真人电影的尝试。自2010年《爱丽丝漫游仙境》上映以来,迪士尼十年间改编了十二部真人电影。

对海外观众来说,迪士尼动画贯穿了他们的童年时光和青春记忆。也因此,改编版真人电影在海外一直“不受待见”,《爱丽丝漫游仙境》《灰姑娘》《狮子王》曾被批评照搬动画、毫无创意;《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和《沉睡魔咒2》也被指挪用了过多异国文化、除了服化道外一无是处。

中国观众则对迪士尼改编版真人电影宽容许多。多数改编版真人电影的豆瓣评分都在7分上下,少数海外口碑差的电影,其豆瓣评分也在6分左右,而中国也一直是迪士尼票房收入最高的海外市场。

可以说,豆瓣评分4.8的《花木兰》创造了迪士尼改编版真人电影的最低分。

这背后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西方审美差异”和“文化冲突”。作为一家老牌影视娱乐公司,迪士尼近些年颇为“力不从心”。

“迪士尼这两年一直在 ‘输给自己’。因为怕输,所以更会输。可能出于经济成本的考虑,迪士尼这几年的内容创作,多是翻拍以前的经典IP。制作上相对有所升级,但故事内核没有,甚至是在倒退。”

陈道久认为,迪士尼对1998年动画版《花木兰》的用心程度,要远高于真人版电影。当时迪士尼第一次接触中国题材作品,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内部的动画团队还亲自来到中国考察采风。无论是画风,还是电影中的音乐,都富有地道的中国特色。

除此之外,迪士尼模式化的内容制作流程,也成了这家公司的“性格缺陷”,在其拍摄他国题材电影时,愈加暴露无遗。

“迪士尼制作电影时,一般是自己选人(导演和编剧),凡事亲力亲为,优点是可以把控影片的质量。” 陈道久说,迪士尼即便拍摄他国题材电影时,也不会去当地找编剧和导演,这可能是它作为影视巨头公司的“固执”和“不灵活”。

与迪士尼相比,流媒体巨头奈飞的内容生产模式,在影视内容本土化上就很成功。

“奈飞的模式是 ‘找当地人拍当地的故事’,并把充足的资金给到当地团队。所以奈飞在韩国做出了《李尸朝鲜》,在日本做出了《火花》,在德国做出了《暗黑》。” 陈道久表示,只有适度地放权,才能做出好内容。

而奈飞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在2014年上线的剧集《马可波罗》,便是美国创作团队拍摄的中国故事,但由于剧情不清晰、且胡乱杂糅了各地方言和功夫元素,播出两季后就被叫停。

“如果不是本地人,或长期生活在那里,其实很难拍出当地的文化。比如说日本的《火花》,主角是两位说漫才的艺人,这种艺术形式其他国家的人听都听不出笑点,更别提将其拍成影视作品了。” 陈道久解释道。

当然,迪士尼和奈飞不同的内容生产制度,也与其盈利模式相关。

作为流媒体平台,奈飞的收益来源于用户的订阅费。因此不管是优质的内容,还是品相稍差的作品,都可以通过算法和大数据,找到合适的观众。只要每隔一段时间制作出一个”爆款“,奈飞便不愁口碑和影响力。

迪士尼则不同。它的内容收益来源,更多地依赖于电影票房,以及版权带来的利润。也因此在内容制作上显得小心翼翼、裹足不前。

2019年,迪士尼上线了流媒体平台Disney+,直接对表奈飞。这是否将改变它的盈利模式及内容创作体系呢?

目前未知,但值得期待。

好莱坞爆发危机

事实上,迪士尼并不是第一个拍中国故事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它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面向规模高达761亿的中国市场,拍一部让世界观众满意的中国大电影,是中外影视公司的共同追求。

但至今为止,这样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现。

真人版《花木兰》的失利,不仅让中外观众和电影人失望,也暴露出好莱坞电影正陷入的一种困局:它正在爆发一场意识形态危机。

“没有哪一种电影工业和电影技术,是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好莱坞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鲜明,它是美国倡导的、曾席卷全球的自由主义,这里面包括了民主、多元、女权等一系列的概念。这套理念曾被认为是无坚不摧的,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形态。”上海师大戏剧影视专业负责人,赵宜教授在刺猬公社的访谈中说。

因此,在98年动画版《花木兰》上映时,它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很多国人甚至觉得98版的《花木兰》是好莱坞对中国传统故事的一种现代化表达。

自由主义传达的理念固然美好,但它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进,反而催生出一种僵固的“极端政治正确”。

据外媒报道,奥斯卡主办方于9月8日晚公布了一项重要改革。为了推动多元性和代表性,2024年之后所有参选最佳影片的电影,必须在台前幕后保证一定比例的女性、少数族裔、残疾或同性恋群体,才可以获得资格参选。“台前幕后”涉及的群体,包括演员、幕后主创、实习生和电影宣发人员。

消息爆出,引起一片哗然。

部分人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有利于女性和少数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但也有人提出,强行干涉电影内容只会让奥斯卡变得更加政治化。

“从某种程度上,这种规定是非常僵化、保守、且毫无意义的。” 赵宜认为,被极端的政治正确所裹挟的自由主义,正在美国国内和全球不断遭受质疑。

“如此背景下,《花木兰》中巩俐饰演的仙狼就有了另一种意味。她代表的是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被用来衬托花木兰所代表的多元进步的女权主义。这点和漫威拍的《黑豹》有异曲同工之处,主角特查拉和大反派埃里克,分别代表着平和的反种族歧视,和激进的反种族歧视。”

当越来越多政治正确的符号,被强硬地加入电影中,它的内容便会呈现出一种“割裂感”。好莱坞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自信且流畅地讲故事了。

在好莱坞不断地退守、修补政治正确和故事之间的裂痕时,中国电影人或许也该从“好莱坞情节”中走出来。

从2000年开始,《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内的众多中国商业大片,都在努力地效仿好莱坞模式。近年来,张艺谋更是孤身闯入好莱坞拍摄《长城》,请来了国际一线明星、调用了好莱坞顶级的视觉特效,希望用好莱坞的内容模式和先进技术,讲好中国故事。

可惜的是,这些电影人无一例外,均以失败而告终。

“从《泰坦尼克号》进入中国以来,我们就一直迷信地认为,当中国的电影工业技术达到好莱坞的高度,就能拍出好的中国电影,但是事实证明了并非如此。” 赵宜说,用好莱坞的技术,只能讲好莱坞故事。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国内拍《捉妖记2》时,希望采用好莱坞公司的特效。但电影工业和支撑它的技术,是自成一个系统的,且这个系统只服务于开发它的工业。所以好莱坞特效公诉做出的妖怪,更像是 ‘怪物史莱克’,这与上海经中的妖怪形象完全不同,传递给观众的也一定是突兀感和割裂感。”

而无法嫁接的不仅是好莱坞技术,还有好莱坞的故事模式。

好莱坞的类型电影,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然形成了一套“讲故事的模式”。这套模式像一条固化的流水线,它对每段时间剧情的进展有着严格的要求和把控,它的确生产出了很多好作品,但这种故事模式更适合美国大兵和西部牛仔。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真人版《花木兰》要被赋予超能力,这是好莱坞故事模式对她做出的要求,她不是中国的花木兰,是超级英雄花木兰。” 赵宜说,中国电影人只有用中国的方式,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来,这一点不断地被证实:在海外火得一塌糊涂的李子柒、成功走出国门的中国网络文学、以及备受海外网友喜爱的《一剪梅》,这些由中国审美诉求制作出的内容产品,不仅征服了国人,也俘获了全球大众。

不过,这并代表中国电影人和好莱坞应该放弃对彼此的探索。

相反地,两者之间应该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分享和交流方式,让好莱坞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素材,而是从当下的科技、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经济领域中,寻找更具讨论价值的故事。

九月初,奈飞官方宣布将拍摄剧集版《三体》,并选择了《权游》的编辑团队进行操刀,原著作者刘慈欣,和英文版译者刘宇昆担任制作顾问,导演是拍过《星球大战8》和《利刃出鞘》的莱恩·约翰逊。

直观地看,奈飞此次既没有“大撒把式”的放权、完全交由本土团队制作,也没有全盘依赖好莱坞的内容生产模式。奈飞的三体项目更像是两方的一次“实验式合作”。

“我个人非常期待奈飞的三体。国内也正在拍三体的电视剧,电影项目据说也在进行中。”赵宜说,国内在拍《三体》,美国也在拍《三体》,以同一个文本作为创作基础,比较也会更加明确。

这次,好莱坞遇到了最擅长的科幻题材,它是否终于能讲好一个中国故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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