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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全球AI纳米递送第一股”剂泰科技正式登陆港交所。
光速中国是剂泰科技最早的投资人之一，现光合创投合伙人高健凯在2020年主导了由光速中国领投的剂泰科技Pre-A轮融资，并在公司之后的融资中持续加注。
时任光速中国助理合伙人、现光合创投合伙人高健凯与剂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赖才达相识多年。在高健凯的眼中，赖博是他一路坚定支持的创业者，也是一起探索AI在生命科学领域应用的同路人。
光速中国助理合伙人、现光合创投合伙人高健凯（左）剂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赖才达（右）
上市前夕，两位老友相约畅聊6年创业一路走来的历程，赖博的语气中有着过来人的平静，仿佛一切就在昨天。从麻省理工的科学家，到AI药物递送领域的创新者，他坦言自己的创业梦蛰伏已久。浸淫在医药界摇篮的创业氛围中，他并不想只是单纯地把想法落在纸面上，而是希望能把脑海里的技术落地成产品。对科学抱有近乎本能的信仰让他始终坚信，再复杂的医学难题，都能透过科学去解决。
从锚定技术到产品落地再到商业化，剂泰科技组建了“行业老兵+跨界新人”的班底，聚拢了一批行业资深的顶尖专家，搭乘AI的东风，把一个愿景转化成战略，把宏大的战略精准地拆解成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执行目标。找到对的人，让剂泰科技以火箭般的加速度，用一个精准的制导火箭，把药物递送到对的器官组织。这场降维打击，正试图打破“十年做一款药”的古早定律，创造“一年十款药，甚至一百款药”的奇迹。
电影《十月的天空》改编自NASA工程师霍默·希卡姆的自传《火箭小子》，这也是赖博非常喜欢的一部影片。在他看来，他们的经历与那个在废弃矿场上自造火箭的主人公霍纳如出一辙。从当时杭州的一个小车间起步，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实验室里，探索一个过往无人尝试的模式。透过AI发现并探索新的纳米材料，突破技术的边界，把大家原本不相信可以做成的事情变成现实。
如今当年那个在闷热的实验室里死磕的“纳米火箭男孩”和他的团队一起把剂泰科技这枚火箭推送到了资本市场。当被问及未来的目标时，他的回答依旧是希望 “让天下没有难递送的药物”。以前是，现在也是，未来更是。
全文字数4500字，阅读时长大约需要10分钟~
01从科学家到创业者
高健凯：如何来定义剂泰科技？
赖才达：我们把剂泰定位是制药界的SpaceX。我们透过AI去发现并探索新的纳米材料，就像纳米火箭一样，在体内能够导航到对的器官和组织，把药物精准地释放出来，然后把有疾病的细胞编写为健康的细胞。我们的宗旨是让天下没有难递送的药，把更多的好药递送给患者。
高健凯：如果把时间拉回到你创业最早的时间，你觉得当初更接近什么样的状态？是看清楚了创业方向再跳进去，还是先跳进去再出发？
赖才达：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当时花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把所有与AI相关的制药的每一个流程，摸得清清楚楚。小分子药、抗体药的递送应该怎么做？从药物发现到靶点发现，临床转化CMC（Chemistry, Manufacturing, Controls,化学、制造与控制）应该怎么去做？
我记得当时很努力地制定了一个特别大的整体战略规划。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也想清楚，但跳进去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拳王迈克·泰森说过，“每个人都有计划，直到你被打了一拳。”创业就是这种感觉，你觉得你准备好了跳进去之后，其实完全不一样，所有的计划都跟想象的不一样。
高健凯：当初你在MIT（麻省理工）做科研，完全可以沿着科研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也挺顺利的。为什么决定出来创业？特别是为什么会选择“AI+药物递送”这个方向？
赖才达：我觉得MIT（麻省理工）是一个蛮独特的地方。那里的很多科学家，大部分其实都有创业梦。他们的逻辑通常都是，如果自己有一个好的科研技术或者想法，并不是想着去发paper（论文），而是希望能够真的把这个技术或者想法落地成一个产品。为了做出产品，我需要用企业的形式，就是通过创业把它做出来。
当时MIT有这样一个创业氛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在的肯德尔广场会变成整个医药界的摇篮，像莫德纳（Moderna）这类伟大的药企都是从这个环境里孵化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正因为周边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奠定了我想要通过创业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有影响力的目标。
至于为什么要做AI制药以及AI药物递送？其实很早的时候，我和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就认定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我们觉得以后的药应该就是“一个火箭+一个卫星”，用一个精准的制导火箭，把它送到对的器官组织上去。尤其在那个时间点，有大量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出来，我们发现人类可以开始用一些新的蛋白工具、新的分子生物学工具去编辑细胞。但在大家开始做这件事之前，我一定要先把这个系统递送到那个对的细胞上去。
所以我们当时看到了这个机会，我们觉得AI应该可以去颠覆整个药物递送，以前是十年做一款药，十年磨一剑。但以后一年可能可以做十款药，甚至一百款药。
高健凯：我们第一次见面其实挺早，认识也挺多年了。我也很好奇从你的角度，你当初对投资人的预期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我们作为你的投资人？
赖才达：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们相识非常早期，公司那时候各方面的战略都不成熟。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杭州实验室刚建成两个月左右，那时候实验室还没有空调很热。我们就在实验室里畅聊了一下午，我当时感觉你们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反而更像是一个陪跑者，更深度地从专业的角度去了解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般投资人的整个尽职调查的流程很长，从决定要开始投到最后做决策，但我记得当时很快就完成了。后来在上海见到了James（光合创投创始合伙人宓群），非常快速地就把这个决策定下来了。
其实当时有不少投资方想要投进我们那一轮，但因为你们决策速度非常快。我们能感觉到你们是会跟我们一起长跑的投资人。事实确实如此，在公司后续发展的过程中，我觉得你们是很少的坚定且能不断给我们快速反馈和支持的投资人。在我们很多关键的阶段给到我们很多建议，让我很受触动。
02找到对的人
高健凯：特别感谢Chris当初坚定且快速地选择我们作为你们的投资人。回到公司发展的过程中，你觉得最艰难的一段时期是什么？
赖才达：我们创业的时候赶上了创新药春天的尾巴。从2020年开始创业，到2021年公司刚起步，港交所的18A市场到了一个高点。然后就开始急转直下，整个市场变得非常困难。这个时候对于刚刚起步的企业，刚会走路的婴儿来说，是个非常困难的阶段。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试错的机会和成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坚定地走好对的路。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踩了非常多的坑。我当时给你看的产品线跟我们现在做的，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
眼下不管在技术层面，包括底层平台数据AI的算法，还是产品的布局、商业化的路径，做真正的First-In-Class创新药，甚至是出海跟大药企合作，得到大量临床数据，这些都是我们在2021年没有想到的。当时计划得太简单了，后面碰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技术编程没有那么简单。
高健凯：你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
赖才达：我觉得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那时我们公司真正把一个递送平台的技术变成一个产品，把它落地成一个可以使用的东西。
我们团队一开始大部分都是技术平台的人才，很多是做AI材料的。有一些人虽然有做药的经验，但真正要去做的时候，发现药物转化没有那么简单。它需要有一些行业老兵加上一堆新人，大家一起合作来完成这样一件事。所以中间的过程我们也突破了很多，我们当时其实是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从一开始做小分子改良型制剂为主，到现在做的是大分子生物制剂，其实加速了我们整个流程。
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转型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但整个大环境和我们自己跑得足够快，我们只用了一两年，公司内部的团队业务线、投资和预算完全做了180度的转向加速。现在回想，我觉得当时做的是对的。我们现在能跑出来这么多好的递送平台技术，以及突破性的临床数据，都是因为当时决策非常快。
高健凯：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商业化，其实每步都挺难。可以跨过这一关又一关最关键的是什么？
赖才达：我觉得非常关键的还是人要对。在整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整个团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高管和很多外部顾问一同来形成我们的公司战略。确定战略后，找到真正对的人帮你去做战略的拆解与执行，这个很重要。
我们其实找了非常多行业资深的顶尖的专家，比如免疫学家、CMC的临床科学家等，帮助我们去铺好这条路。同时我们有非常多优秀的外部资源，不管是海外最顶尖的医药专家，还是在行业从事了二三十年的企业家，帮助我们找到一条对的路径，使得我们转型非常快，从平台技术到产品到商业化，中间相对来说犯的错误比较少，能快速完成整个转型过程。
03“Translator+Integrator”的跨界班底
高健凯：刚才提到METiS是一家典型的具有跨界团队的公司，不同方向、不同专业的人才最难融合的是什么？你怎样去组建这样的一支团队？
赖才达：这是我们在Day One的时候就想得比较多的一件事。在我创立METiS之前，其实我给很多大药企做过AI相关策略的咨询。当时我们就发现，如果是一家生物科技或者生物医药公司，要直接去接触AI其实是有一定困难的。
我们觉得真正要搭建一个AI native的公司。从底层的架构开始，整个药物发现、材料发现、产品开发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为此，我们从底层就建立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开发周期体系，怎么做数据平台，怎么把干湿实验结合，如何从中产生大量的数据迭代闭环，所以一开始就要找到对的人。
什么是对的人呢？我们把他们分为两种，一类叫translator（翻译者），另一类叫integrator（整合者），前者是可以把算法的语言翻译成制药的语言、生物的语言。所以我们找的很多人才都是比较独特，有交叉领域，又有跨界。
第二类integrator是我们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它能够整合不同的工具，就有点像现在OpenClaw火了之后，你可以想象一个科学家，他的手下有具备各种能力的虾兵蟹将，他如何用不同的工具把这些不同的技能，比如把AI高通量算法的技能和多年制药的经验整合起来，做成一个全新的制药流程，提供全新的产品想法。这背后需要非常强的整合能力，这种人才是非常稀缺的。
高健凯：在这个团队里，你刚提到需要不同的角色，你觉得现在你更像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企业家？
赖才达：我觉得自己的初心还是个科学家，经历这么多年，这点没有变，就是那种对科学好奇的初心，相信我们能透过科学去解决问题。剂泰是透过AI，透过我们多年的积累在突破整个技术的边界，我们在帮助人类探索一个过往无人尝试的模式。比如我们如何把药物递送到心脏，如何递送进脑，如何重建免疫器官，甚至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做数字孪生，具备AI抗衰，AI细胞修复等能力。
这些想法其实不完全是一个企业家的想象，它是基于第一性原理，基于科学可能看到的未来，但这个未来要通过企业的模式去实现。所以我觉得我更像是一个在科学家、工程师跟企业家之间的混合体。虽然身份名称不一样，但想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希望用技术的手段去打造一个可以对人类有巨大贡献和影响力的产品。
04纳米火箭男孩的初心
高健凯：我们也看到今天的METiS非常成功。事实上，现在还有很多创业者在做AI+各种垂直领域的应用。如果你要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赖才达：我觉得AI是一个生产力工具的突破。就像之前凯文·凯利所说，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只能依靠自身的肌肉力量来完成工作。直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才逐步摆脱对肌肉力量的依赖，转而借助蒸汽、电力乃至人工智能等外部能量形式来扩展能力。
其实AI它更多的是一个脑力的提升，它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力工具的变革。所以AI+的公司我觉得要想在某个垂类领域把AI用得非常好，前提就是需要对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深挖。
就拿我们这个AI for Science行业来说，需要对这个行业更了解，他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用这个新的生产力工具去颠覆本来的生产方式。所以我觉得对某个垂类要更深度地去思考，如何去产生数据壁垒，如何去产生数据算法结合的壁垒，让这个算法大模型与物理世界大模型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高健凯：站在这个时间点往后看10年，你希望METiS被定义成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赖才达：我觉得公司的底层还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是制药界的SpaceX，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天下没有难递送的药物。10年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但我们会在从组织器官到细胞特异性的递送方面有更多的突破。我希望在10年后，我们可以让大部分的实体瘤，一些致死性的疾病，看到治愈的希望。
如果再往后看，我更想看到的是人类可以针对细胞进行重新编程，做到指哪打哪。我想象的是未来我们可以透过人类的各种生理指标，直接定制化一个药物产品、一个纳米火箭，里面包裹着各种编辑工具。打入人体后，你就可以预防疾病，能够把疾病的细胞变成健康的细胞，把健康的细胞变成不会衰老的细胞。我希望公司10年后能看到这样一个发展的苗头，并往前持续去推进。如果能实现的话，AIGC就会成为一个完全颠覆医药，让人类可以完成自我演化的一个工具。
高健凯：如果把过去的创业经历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给这个电影取一个什么名字？
赖才达：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十月的天空》，就是讲一个生活在矿坑的小孩，他如何经过努力，从萌生念头自制火箭，别人不相信他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到最后成长为一名NASA科学家的故事。我觉得我们也很类似，我们也是手搓了一个大家本来不相信可以做的事情，从当时在杭州的一个小车间里，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地方起步，最终搓出来了。我们希望以后真的可以把这个纳米火箭射向人体内的小宇宙，解决人体内巨大的问题。“纳米火箭男孩”可能是一个可以代表我们创业经历的电影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