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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称混合办公能降房价、助生育,这在中国可行吗?

吴晓波频道 2022-02-17 14:14

这股风怎么才吹到中国?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972年,美国火箭科学家Jack Nilles跑到国家保险公司开启了他的事业第二春,他用9个月的时间证明,如果员工不坐在办公室里进行工作,不仅生产力提高了,公司还能从医保、基础设施等里省出500万美元。

7年后,IBM的5名员工也加入到类似的实验中,随着实验人数的扩展,这家公司自此以独特的“远程办公”闻名世界。

但直到2020年前,全美也只有3%的员工有一半时间在家办公,而直到2022年,中国才有一家互联网公司明确表示自己要实行“混合办公”。

2月14日,携程送给员工一份情人节大礼:在不改变薪酬的情况下,自3月1日起,每周三、周五,公司各事业部、职能部门可根据实际管理需求,实行或逐步推行1—2天的混合办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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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羡慕。

其实,在被“新冠病毒+极端天气”反复偷袭的这两年,部分行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发生偶然性、突发性、临时性的远程办公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家都偷偷尝过螃蟹,但把吃螃蟹当一个制度挂出来,携程是头一个。

携程还给出了令人振奋的数据——2021年携程试验混合办公的数据显示,该制度对绩效无明显影响,且获六成员工强烈支持,公司离职率下降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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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些试验场里,传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

2020年3月,疫情在全球蔓延,大量企业被迫实施远程办公,也由此为管理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不少比50年前更充分的数据和成果。

在经历了最初几个月的新鲜和刺激后,人们发现,远程办公很香,但适应的过程也不容易。

一个被频繁提及的问题,是一些组织润滑剂的消失。

例如,在茶水间、走廊、大厅闲谈和八卦的机会,尽管不属于组织的正规设计,但是在增进员工感情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而且也不是每一种员工都适应这样的工作转变。

《哈佛商业评论》就曾细心地把员工分为两类——区分者和整合者。

区分者:工作、生活需要被严格区分。

整合者:工作生活混搭,可以在上班时候处理家事,也能在下班以后继续工作。

他们认为,远程办公显然对整合者更友好一些。

此外,还有异步沟通(你约我,我约他,他等她)的问题,生活工作界限模糊(反而工作时间更久)的问题、担心员工摸鱼(企业开启远程监控)等等,其中,管理者受到的负面冲击最大。

2020年3月,微软对远程办公进行同步监测,发现管理者们在即时通信软件上发送的信息增加了115%,而员工发送的信息只增加了50%,在当时疫情严重的中国,管理者的合作时间从每周7小时增加到每周14小时——大量时间被用在了远程支持员工、建立联系并管理分散的团队。

* 通常情况下,合作时长增加,就意味着专注处理个人任务等其他类型工作的时间就会减少。

而参考一些专业远程办公几十年的公司办公手册,发现管理者要付出的,不只是时间,还需要解放思想,进行理念改革,我们可以看一些问题感受下:

如何在不见面的情况下,招聘到合适的员工?

如何同时管理好混合劳动力——有人坐班,有人纯远程,有人混合?

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该如何保证企业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携程依然还在实验中,而或许更具参考价值的,是那四成反对(或不强烈支持)者的意见。

接下来,小巴将请出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和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专家,来进一步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此前,携程和斯坦福大学合作,在两个研发部门做混合办公模式的AB实验,允许实验组的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办公。试验结果令人信服:工作效率没有下降,员工满意度大幅提升,表现之一是流失率下降了1/3。

其中,不仅是整体流失率下降了1/3,优秀员工的流失率也是同样幅度,这对于整体公司用工成本有较大帮助,尤其在互联网行业,员工流失是非常重要的用工成本,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我们的试验结果坚定了携程实行混合模式的信心,我们相信携程是第一家,但不会是唯一一家,希望更多公司能够效仿。我觉得政府尤其是国营企业也应该考虑这样的模式,因为政府是很大的雇主,国营企业也有很多员工,也可以尝试远程办公。

对于员工而言,可以降低他们的通勤成本和通勤费用,假设上海一名员工每日通勤需1.5h,两天的远程办公可节约3h,按40h/周的工作时间,即节约了8%的工作时间。这还没有将梳妆打扮等其他时间计算在内。

从社会效益来说,确实有些工种无法远程办公,如果中国部分岗位能实行混合模式,给员工节省时间,提升效率,减少交通拥堵,对环境和减排也都有帮助,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如果算钱的话也是巨大的节省。

同时,远程办公可以缓解年轻人在大城市的购房压力。头部公司的总部基本在大城市,年轻人在大城市的收入不少,但比起房价非常吃力。

如果实行混合模式,他们可以住在卫星城甚至高铁沿线的城市,通勤时间在一两个小时左右。这些地方的房价相对便宜,他们可以在那里买房,每星期到公司来一两次。比如,周一来公司晚上住酒店也可以,周二继续上班,周三就回去了,周四再过来,可能两次通勤就够了。这对包括酒店、火车票、机票在内的旅游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在这些城市,年轻人可以住得更宽敞,学校和其他公共配套设施也会越来越齐全。这对于缓解中心城市的房价压力,带动周边一些卫星城、周边城市的房地产和相关经济都有帮助。其实是把大城市的压力缓解到更广的范围,也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

从政策上,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大城市郊区和大城市周边小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推动这些地区的发展。这既可以充分让人们享受在家办公的各种好处,同时能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在人口方面,中国生育率非常低,年轻人既要兼顾工作又要照顾家庭非常累。实行远程办公,女性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分担家务、照顾小孩,帮助女性有更多时间安排工作,平衡家庭和工作。

因此,这可能对生育率也有帮助,具体能帮助多少很难估算,但间接有助于提升生育率。

一般来说,在公司上班的员工都有对应的行政面积标配,比如一名员工是3—4平米,包括办公工位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等。

以一名员工4平米为例,假设北京办公楼的租金是每月200元/平,一名员工的租金费是800元/月,1000人就是80万/月,再加上空调等能源费用,以及餐费等,是很大的开支。

假设能实行远程办公,员工省去1—3小时/天的通勤时间,幸福感大大提升,公司也节省了成本,可以将这部分钱花在别的地方,或给员工加薪,一举多得。

但我认为,远程办公在目前的中国只是个时髦话题,几年内要实行有很大难度,政府或国企如果不能实行远程办公,目前BAT也没有这个风潮,那么小公司去做远程办公肯定形不成社会影响力。

推行远程办公的前提是:管理效能不下降,员工产出不降低,这也是目前最大的难点。

国外远程办公进度较快,有一些外在条件,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有百年职业化的积淀,员工的职业化程度较高,并且有宗教信仰的约束等。中国的职业化从改革开放开始,速度过快,成熟度还不够,不乏员工在远程办公中耍小聪明,以及被周围人效仿,这会导致沟通和管理的成本提高。

假设管理者信任员工,但员工违背这种制度甚至带动其他员工效仿,这时候应该继续实行远程办公,裁掉这些员工,还是应该让这些员工重新返回公司上班?具体实行中会有很多难题,更直白地说,如果没有找到适合的员工就推行远程办公,可能会成为一场灾难。

此外,也需要运用合适的工具,增加远程办公的互动,提升协同效率。企业文化层面,也需要有人去组织,让大家即使远程办公也能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协同工作的参与感。

从员工角度,人是社会动物,远程办公少了感情和氛围的部分,这对员工的要求很高,比如需要他去忍受单兵作战时的孤独感,这可能会降低他的产出,或是状态不佳,甚至引发自闭症等。

此外,远程办公的推行是有范围的,并不具备普适性,只适合特殊岗位在特定时间内实行。比如智力创造、服务行业更加适合,比如咨询顾问、记者、编辑等岗位,这些岗位的工作可切割,能独立交付。

总的来说,远程办公将是长期趋势,而中国何时能流行,取决于我们何时能构建起高效的管理水平,如果打卡思想不改变,远程办公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我认为中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具备这种职业成熟度,继而才能推广远程办公模式。

本文(含图片)为合作媒体授权创业邦转载,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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