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你的亲子管理及格吗？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20社（ID:quancaijing_20she），作者：贾阳，编辑：王晓玲，创业邦经授权发布，头图来源网络。

“你有没有看过《冰雪奇缘》？姐姐艾莎天生拥有制造冰雪的能力。当她这种能力被约束，被关在宫殿里，她被称为魔女。后来跑到山里，没有那种管束，她用自己的能力造了一幢美仑美奂的冰雪宫殿。”

蔡朝阳几年前带儿子看完这部电影后，“泪流满面”。这让他再次感悟到，这就是家庭教育最核心的东西，给予孩子信任和自由，ta 就能运用自己的能力去制造一个“冰雪世界”；当你不信任自己的孩子，ta 就会变成女巫。

蔡朝阳当了20年的中学语文老师，写了不少教育方面的书籍，在和家长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为什么不能更科学”总是以不同形式抛到他面前。

每一个童话，都有其隐喻。就像青蛙王子，在心理学家看来，把王子变成青蛙的就是他自己的父母。

亲子关系是每一代父母的考题，在每一个社会阶段有一种变体。这一代父母的重大考题之一，就是孩子与互联网的关系。

过去一年，针对未成年人教育的政策和法律有了巨大的变动，包括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把互联网产品“青少年模式”提升到强制性义务的层面，双减广泛推行等等。

各家互联网公司都积极应考。不过，在一些教育专家看来，父母不能简单地把青少年模式当成互联网与青少年关系的唯一答案。

你可以选择让孩子完全脱网，不过要知道代价是什么。孩子沉迷其中，家长要知道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又到一年六一儿童节，是时候反思，我们的学校、家庭、社会对孩子们的呵护和培育够不够科学，有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声音和诉求，在社会教育资源的重构过程中要怎么建立新的秩序。

网民低龄化，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

两年前，全家移民到洛杉矶后，罗娅发现了世界互联网渗透水平的参差。

在中国，不带手机出门极不方便（就算不考虑健康码因素）。在美国，当然也不方便，但大致还能应付。罗娅有两个儿子，她决定不让他们带手机出门。

而在国内时，孩子每天上学都必须带着手机，路上要坐公交，下车后骑共享单车。到校门口买早点。都要用手机。当然按学校要求，到校后要把手机交给老师。

客观上，中国家长显然更难以控制未成年人的手机使用。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早就成为各行各业的生产工具与普通用户衣食住行的基础设施。

数据显示，未成年人已成为网民重要群体，截至 2020 年 12 月，年龄在 10 到 19 岁之间的青少年网民达到 1.34亿。网民低龄化，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趋势和事实。

徐智明毕业于北大，在图书业摸爬滚打 20 多年，也是一位育儿专家。“大儿子初二的时候我去参加家长会，亲耳听见一位同学的妈妈说自己的孩子还不会用电脑。”他说，“我现在每周有两次视频号直播，经常劝家长要尽早给孩子配备电脑和使用互联网产品，不会用互联网产品，其实是缺失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

在两个儿子 4 岁时，每天都有无数个“为什么”，徐智明就让他们接触电脑，从搜索引擎开始使用互联网。

通过各种互联网渠道获取信息，已经成为这一代青少年的基本技能。“我们的十岁和他们的十岁，信息量知识量都完全不一样。Z 世代对知识的理解跟我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本身都不重要了，因为通过互联网随时可以获取。”蔡朝阳说。

社交则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需求。近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未成年人线上社交产品的使用及其权益保护”课题组以微信为例，面向小学四年级到高三的未成人做了一个调研，结果显示，在几千个样本中，只有约三成未成年人没有微信号。没有自己的社交账号，无论是获取信息还是与同学朋友沟通，都会极为不便。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Jean Twenge 的一项研究发现，2010 年之后，美国青少年与朋友见面的时间极少，更多是在线上交流。与此同时，青少年的孤独感日渐加深。2017 年，12 年级的学生中有 39% 的人表示经常感到孤独，高于 2012 年的 26%。

不止是孩子们，近两年所有人线下见面的机会都减少了很多，会使用一些社群工具，有时甚至成了一项生存技能。人们很多时候只能靠刷朋友圈来获取朋友的信息，互相点赞留言，确认自己还处于一个亲友结成的社交关系网中。独自在家上网课的孩子，当然也有这个需求。

拥抱网络，用魔法打败魔法

正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焦虑的父母很难真正把孩子和互联网分开。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 2022 年了，还是有人害怕孩子使用互联网。

许多家长把孩子学习成绩下降和互联网直接联系起来。一位住三线城市的妈妈说，上高中的女儿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是自从上网课后，突然下滑到班级倒数。她想办法看了女儿屏蔽了她发的朋友圈，发现里面转的都是一位流量明星的内容。

母子关系变得一下子紧张起来。她打算网课结束后，就收回她的手机。

蔡朝阳认为这个年纪的女孩崇拜明星很正常。他建议，父母要尽量跟孩子多一些共同语言，共同去做一些彼此都有兴趣的事，“这就是亲子之间的连接，是很重要的。”

在过去几年，我曾和多位饭圈女孩交流，她们说自己追星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孤独。“在一个粉丝群里，大家一起反黑做数据，让我觉得自己是在参与一项集体行动，孤独感缓解了。”

认为孩子在网络上浪费了太多时间的父母，实际上更应该反思自己的亲子关系和给孩子提供的家庭环境。

以微信为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发现，家庭的生活环境、家长的教育方式等对未成年人使用微信的行为有密切关联。例如，生活中“经常有”大人不尊重我、家人各自上网不交流、因为上网与父母吵架的情形，孩子每天使用微信很多次的比例更高，与“几乎没有”不尊重孩子情况的家庭相比，每天用微信好多次的比例相差约 11 个百分点。

课题组分析，家庭中缺乏民主、尊重、宽松的生活氛围，未成年人刷视频的内容也会有较大差异。家长如果希望孩子多看正能量的内容，激发他们上进的、学习的兴趣爱好，平时要在生活中多给孩子一些尊重和自由，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孩子在自主选择视频时反而更易选择正向的内容。

有些家长试图用魔法打败魔法，通过对互联网主动的应用，让它带来的“好”远大于“坏”。实际上，青少年参与社会实践的渠道很少，互联网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徐智明认为，互联网的美好在于带来了信息平等，它给孩子提供的最重要价值是好奇心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他的两个儿子在小学就通过自己摸索学会电脑排版、PPT 制作、思维导图制作和视频剪辑，来完成小作业。后来一些互联网时代的生活知识和技能，反而是孩子教给他的。大儿子上初二时，两个小家伙自己买来各种配件，组装了一台电脑，“这就是非常强的信息搜寻和信息识别能力”。

今年 9 岁的君霖，从三岁开始学画画，通过父母的帮助，她很早就开始运营“君霖涂画录”公众号、视频号。她每个周末都会去公园“为陌生人画像”，至今已经为 8000 多人画过肖像，其中很大部分人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这些陌生人会通过君霖涂画录公众号关注君霖的动态、给她留言互动，重新建立起社交联系。

这些项目虽然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正如蔡朝阳所说，通过亲子协作共同完成的过程，本身就成为亲子之间的情感连接。此外，借助互联网工具，也让孩子与社会有了一定可控接触，而不是从小生活在无菌环境中。

互联网时代，父母的角色转变

日本著名的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有一句话，孩子们总是在大人看不见的地方，“以孩子的方式”干着坏事长大的。

研究教育学多年，蔡朝阳非常赞成这一观点。“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心灵慢慢强健，对社会有各种各样探索的冲动，往往会和社会既定的价值规范发生一定的冲撞，基于自由意志作出选择和尝试，才能形成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构建出‘我’。”

站在更加中性的立场来看，这种冲撞就是创造力。

蔡朝阳将自己的教育理念认真贯彻到了儿子身上，他并不反对儿子打游戏。在这位魔兽世界老玩家看来，很多由游戏、短视频引发的冲突，是家庭、学校矛盾的替罪羊和出口，把罪名怪到某一个具体的事物上面，貌似问题解决了，但它的后果是掩盖了我们本来应该看到的本质问题，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

“人为设立禁区，第一不可能，第二越少接触细菌的孩子越容易变成过敏体质。互联网也是一样的。”

互联网时代的父母角色应该是什么？徐智明认为是“管理者”，“这种管理需要建立在边界感之上，一定程度上的放权能够让孩子更好地探索自我。”他让儿子在4岁就开始用电脑，但是“不太建议小孩子太早用手机和 pad，电脑天然是工作和学习的状态。电脑是主动搜索的逻辑，跟手机的推送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徐智明则跟孩子定下约定，“不能伤害自己、不能影响他人、不能危害社会”是最基本的约束，除此之外都由孩子做主。在这种相处模式下，徐智明发现，两个儿子并没有出现让家长头疼的“叛逆期”。

“我查了西方很多心理学著作，没有查到叛逆期这个词。青春期是中性描述；叛逆期是否定描述，就是跟父母意见不一致。有非常多父母希望孩子听话，按照自己的规划、指令、安排来走。”

实际上，整个社会对于青少年上网的保护意识非常强。如今打开各个内容平台，都会强提醒弹出“青少年模式”——14 周岁以下认证用户基本都被屏蔽了直播、打赏、充值等服务，每天最高使用时长锁定 40 分钟。这些平台希望满足家长和政策的要求来保护未成年，而这种“保护”几乎都以“限制”的形式出现。

很多时候，家长们对于互联网的警惕，第一在于担心有不良内容，第二在于它吞噬掉孩子的时间，成了孩子成材之路日程表之间的缝隙。这种顾虑某种程度上是别无选择，家长的教育理念和选择自由被整个社会共识绑住了。

“我们现在对孩子的掌控越来越严格了。”蔡朝阳前天晚上 8 点多带孩子出门散步，经过一所初中，孩子们刚刚放学。“去年以来托管变成了常态，孩子在校时间被无限拉长。本来他们可以自由生长的时间都被管了起来。”

本质上，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其实是父母教育理念的投射。成年人世界的内卷早就延伸到了青少年世界。知识改变命运，本来就是几代人中国人的信仰。经如，从事金融行业的罗娅，是典型的“虎妈”，对于儿子的未来，她的目标是藤校。因此，她在美国也尽量控制儿子的手机和电脑使用时间。而“土猪拱白菜”言论的发源地衡水中学，同样也是这个信仰的忠实支持者。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加入这种教育内卷。去年，华为内网上名为“社会内卷的真正原因”的文章被广泛转载，其中也说到了教育内卷，“僵化的考试制度严重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成长的空间。学生为了考取高分数而被迫在教学大纲范围内下苦功夫，限制的学生自由的灵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

“和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现在大多数城市孩子，很难有这种‘逆天改命’的决心。”当许多家长抱怨上网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时，蔡老师认为，问题不是出在互联网上，而是时代变了。

不止限制，激励方能大有可为

回望去年，互联网在未成年人教育、生活中的角色和位置骤然变化，旧的市场秩序、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责任关系被打乱，破与立就在一夕之间。

各大互联网平台都推出了一个类似防火墙的基本操作积极响应。但这种“青少年模式”不可能一劳永逸，正在监管和用户需求的推动下，不断进化迭代。

在蔡朝阳看来， “青少年”这个概念也是模糊的， 10 岁、12 岁、15 岁是完全不一样的，半年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个体了。因此他认为，如果互联网平台一定要做青少年模式，不要一刀切，应该针对不同年龄段做得更精细一点，比如 10-14 岁可以选择更多一点，而4-6岁可以有所限制。

互联网平台也在回应这种需求。以微信为例，被吐槽一刀切的青少年模式其实正在精细化，去年 10 月上线了“监护人授权”功能，家长可以远程授权孩子，以访问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以及延长视频号使用时间。

按照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理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核心危机。6-12 岁的学龄孩子，“胜任对自卑”是最主要的矛盾冲突，最主要的任务就建立勤奋能力与融入社交环境，如果能涉猎习得各种知识、技能，会在内心产生很强的“能力感”，这份能力感就会迁移到此后的人生阶段。

除了“限制”，互联网真正大有可为的地方还有“连接”和“建造”，来帮助未成年人建立这种能力感。

去年开始，各个平台把青少年内容池建设当作重中之重，而且思路在逐渐打开。“青少年模式”也慢慢被当作一套全新的产品去思考，如何可持续地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体验。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报告里还有一项数据，使用视频号的未成年人中，七成多赞同“看视频号能缓解压力”的观点，占比最高。其次，超过六成赞同“视频号内容时尚有趣”，“看视频号能增长知识”的观点。这说明，未成年人对于互联网内容服务的需求主要在于减压、丰富知识、促进交往等方面，内容池建设需要有的放矢。

一些短视频平台开设了“知识频道”，在满足全年龄受众对知识内容需求的同时，还加码了面向儿童的正向内容。就连向来佛系的微信也通过“绿苗计划”，鼓励更多优质青少年内容创作。

内容池建设是一项事业，它不只是散落的纯公益行动，它越来越成为渠道更宽、参与者生态更丰富的正循环业态，可持续的对国家社会未来的“价值投资”。这样才能聚拢社会上最优秀的头脑和团队，为青少年提供有特色、有广度、有深度的内容体系。

而线上也只是内容一个场景。一些家长还对互联网公司提出了更多的希冀。

蔡朝阳认为，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存在本身，已经给青少年成长提供很多的参考价值了，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多办一些编程公益培训、创新比赛等，鼓励青少年对互联网科技创新的参与，“营造较为多元的评价标尺，不再把考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当成唯一的人生成功标志。”

徐智明则把目光投向乡村的未成年。“我做了一辈子出版和书店，大城市的孩子能接触到优秀书籍的机会优于西部或者乡村孩子，再加上父母的收入差距，那个鸿沟会更大。”徐智明发现，互联网产品的使用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城乡差异，它把信息知识的鸿沟变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