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吴晨，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882年3月19日，巴塞罗那的春日还带着一丝寒意，圣家堂的第一块基石在瓜尔迪亚夫河附近的空地上埋下。当时没人能想到，这座教堂会成为跨越三个世纪的工程奇迹。

1883年，年仅31岁的建筑师安东尼·高迪接手设计圣家堂，从此将自己的余生与这座建筑牢牢绑定。

高迪对圣家堂的愿景，从来不仅仅是一座教堂。他要让石头说话，让建筑成为自然与信仰的对话：外墙每一块石材的弧度模仿树干的生长、海浪的起伏，内部立柱如森林中的树干般向上分叉；顶部的彩色玻璃透过阳光，会在地面投下如彩虹般的光影……

为了实现这个愿景，高迪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住在教堂工地旁的小屋里，每天带着草图和量尺在脚手架上攀爬，甚至会亲自去采石场挑选石材。这种对完美的执着，让圣家堂的建设进度异常缓慢——到1926年7月26日，高迪突然被叮当车撞倒去世时，教堂只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最核心的耶稣塔连地基都没打完。

高迪的离世让圣家堂陷入了第一次危机。他留下的设计草图大多是零散的手绘稿，有些甚至画在餐巾纸上，许多细节只有他自己能看懂。加之西班牙内战爆发，工地被战火波及，部分图纸和模型被毁，建设一度停滞。

但高迪早已种下长期主义的种子——他采用模块化设计，将教堂拆解为一个个可独立推进的部分，并为每一部分预留了适配未来技术的空间；他还成立了圣家堂建设委员会，规定建设资金仅来自门票和捐赠，不依赖政府或教会拨款，确保项目能按自己的节奏生长。

此后的近百年里，一代又一代建筑师、工匠接过了高迪的接力棒：20世纪50年代，他们用混凝土技术复刻高迪设计的曲线；90年代，数字3D建模技术让残缺的草图变成了精确的施工方案；近年来，无人机测绘、3D打印构件进一步加速了建设——计划在高迪逝世100周年时完成封顶。

如今，这一目标已近在咫尺。到2026年，当最后一根钢构件架装上耶稣塔的顶端时，这座跨越144年的建筑将终于迎来阶段性完工的时刻。

跨越三个世纪的圣家堂，本身就是乐观主义精神的具象化——发起一项无法在个人生命周期内完成的事业，让梦想在代代相传中持续生长。

凯文·凯利就非常推崇这种长期主义的项目。今年10月初，我与他在中国共同推广我们合著的新书《2049》，在密集的交流中，我们持续深化对未来二十五年的思考。

讨论逐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考框架——我们需要不断校准对技术发展、中美博弈、人与AI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知，并有两个观点清晰地浮现出来。

第一，我们反复琢磨：为什么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更要坚定地保持乐观？圣家堂就是最好的答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真正的创造，都是乐观者留下的建树。

第二，是关于如何在AI时代践行长期主义。凯利特别提出了“公共智能”（Public intelligence）的概念，认为这将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在各国纷纷探索“主权智能”（sovereign intelligence），担心AI被少数人垄断的当下，公共智能最核心的特点是：它超越了由特定机构控制的AI，对公众完全开放，更像是一种“公共资源”（public commons）——一种全民皆可参与、并将普惠于众的众包行为。

选择乐观并拥抱长期主义，这是我们对AI狂飙时代的基本态度。

18为什么要保持乐观？在不确定的时代，需要放飞想象力

乐观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情绪，而是在看清现实后，依然选择相信未来有更多可能性的清醒。在AI技术飞速迭代、各种争议与焦虑并存的当下，这种乐观更像是一种需要主动培育的能力——它关乎我们如何看待技术，如何想象未来，如何在变化中找到锚点。

在我们一起畅想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首先需要承认，我们关于未来的很多想法大概率是错的。但这恰恰是我们保持乐观的起点。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或许能靠着大潮推着走，不必费太多力气去思考方向；可当进入需要主动探索的阶段，就必须学会想象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甚至敢于挑战自己固有的认知。

乐观需要拥有灵活的思考能力，不拘泥于执念，不认为未来只有一两种可能。我们要敢于挑战自己的认知，要提醒自己，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大多数想法都有可能是错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知识界几乎所有人都在围绕一件事焦虑：日本什么时候会超越美国？又该如何应对这种超越？凯利参与了多次这类讨论。当时“日本必然超美”几乎是共识，很少有人会相信，真正在经济和科技上并驾齐驱的后来会是中国。事后再看，这种集体性的认知局限，正是由于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力——人们把目光锁定在少数被认定为确定性的路径上。

我们在《2049》里曾提出一个设想：中美在AI领域存在合作的未来，未来的“中美国”应是开创式创新与持续迭代的互补组合。这个想法被很多人质疑，觉得过于乐观，甚至显得有些天真。但这种“天真”，恰恰是对未来保持想象力的证明。过去几年，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让不少精英陷入思维定式，认定中美在AI领域必然走向对抗，反而忽略了若干更重要的全球议题——比如，如何通过技术协作应对气候变暖，如何通过规模化创新让南方国家也能享受增长红利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想象更多的可能性，需要我们对未来构建新的思考框架，同时进行情景分析。围绕AI发展的未来，我们从三个方面展开了探索：AI现在有泡沫吗？未来AI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什么？AI将对就业带来哪些影响？

当英伟达的市值在十月底超过5万亿美元时，很多人开始质疑：我们是否正在贴近AI泡沫的临界点？显然，高科技企业在塑造未来中的影响力正在快速上升，人们也越来越担心生成式AI会制造出大量平庸内容。但凯利认为，“垃圾”（junk）与资产泡沫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必需品，都是创造美好事物的基础，也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真正的价值得以脱颖而出。

这也引出一个相关问题：如何构建对未来的投资判断？无论AI泡沫多么严重，从中长期来看，一个“电气化”（electrification）的未来是确定的。未来的AI就如同“电”一样无处不在——比如，一名大学生撰写一篇学期论文所消耗的电力，相当于微波炉工作三分钟；而一个新建的AI数据中心，其能耗可能相当于一座两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如何分析AI对就业的影响？全球都将面临两个层面的挑战：一方面是白领工作的重塑，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尤其是一些原本热门专业的“爆冷”——比如计算机行业的意外低迷，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教育和专业设置。从互联网时代起，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直是权力、生产力和影响力的集中，而这一波AI冲击最猛烈的，却恰恰是白领阶层。高科技公司市值屡创新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几乎同时期的大幅裁员。原本捧着“金饭碗”的程序员，成了首当其冲的被替代者，仿佛亲手创造出了埋葬自己工作的技术。

这时候我们还能保持乐观吗？这再次需要我们发挥想象力：未来的挑战之一，是如何让工作对每个人来说变得更加有趣。这就需要我们去想象一种新的可能性：AI如何在企业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

AI狂飙的时代，为什么会是创造力爆棚的时代？

乐观是一种面对未来的主动选择，而AI技术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工具，而是帮助我们拓宽可能性的伙伴。我们常说“生不逢时”，说的正是那些才华出众的人，由于缺乏合适的工具，想法只能埋没在时代之中。就像钢琴发明之前，即便有莫扎特那样的音乐天赋，也根本无从施展；达·芬奇构思出直升机的蓝图，却因缺乏技术支撑，创意只能停留在纸上。而AI正在改变这种遗憾。我们对它的另一种定义是“异生智能”（Artificial Aliens），是一种能帮人类突破自身局限、解决复杂难题的协作帮手。它能让超前于时代的想法落地，让小众领域的才华被看见，让“生不逢时”逐渐成为过去式。

当AI开始接手越来越多的事务性工作时，很多人担心：创造力会不会也被AI取代？但事实上，AI正在开启一个创造力爆棚的时代。它不是来替代人类的创意，而是解放我们的双手与时间，让我们更专注于那些真正需要想象力与温度的创造。

技术的进化规律本身就为创造力提供了肥沃土壤。它总是从通用向专业逐步演进，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不同领域相互依赖，构建出完整生态圈。正如工业革命没有停留在通用机器的发明阶段，而是催生了纺织、机械、化工等各类专业工具；AI也将如此。未来的AI智能体（Agents）将更加智能化、场景化，不再是泛泛的通用工具，而是能够精准匹配不同行业需求的专业助手。医疗领域的AI能辅助医生诊断；教育领域的AI能根据学生特点定制学习方案；设计领域的AI则能快速生成符合需求的创意素材——这种专业化进化，正是每个领域创造力被精准赋能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技术发展的终极推动力是“合并性”（combinational）——跨界融合的能力。许多伟大的创新，本质上是将原本分散的知识领域重新组合的结果。灯泡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上千人有过类似想法，上百人尝试制作，十几人做出了原型，但最终只有爱迪生将其成功商业化。为什么？因为他不仅懂电学，还懂制造、市场与运营，能把从科学到技术、从制造到商业化的整条路径串联起来。换句话说，技术创新就像一个漏斗，从想法到尝试，从原型到落地，需要的是多元技能的整合。而AI正在降低这一整合门槛——它可以帮助设计师理解工程原理，帮工程师捕捉艺术审美，帮创业者分析市场趋势，让跨界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AI带来的赋能不仅体现在为每个人提供了跨界融合的工具，它还可以帮我们节省时间。当AI把人类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我们应将更多精力用于“无目的”的时间，而这种时间，恰恰是创造力的源泉。

凯利认为，艺术本质上是“酷炫却无用”（cool butu seless）的东西，是一种浪费时间的玩耍，是没有明确目的的探索。在物质匮乏、工具匮乏的时代，艺术是少数人才能创作的稀缺品。AI正在改变这一点，它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因为正是这种超越功利主义的“玩耍”，才能成为每个人的缪斯（Muse）。就像高迪在设计圣家堂时，会花大量时间观察自然，从树干的生长、海浪的起伏中汲取灵感；达·芬奇在绘画之余，还会研究解剖与物理，这些看似无用的探索，最终都成了创作中最珍贵的养分。

凯恩斯在1930年曾预测：100年后，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人类的物质财富将极为丰富，每周的工作时间将缩短到15小时。我们曾多次嘲讽凯恩斯的“误判”——国内一度盛行996，美国白领也并未因物质提升而减少工作时长。

但AI可能彻底改变这一切。当AI助理能高效完成大多数事务性工作与信息对齐工作时，未来一周工作四天甚至三天有望成为主流。这意味着知识工作者将拥有更多闲暇时间——而这些时间不是用来消磨的，而是用来探索兴趣、发展爱好、尝试那些“只是因为喜欢”的项目。在那样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你最喜欢玩啥？（What do you do for fun?）那些由自驱力推动、纯粹为了乐趣而做的事，往往蕴含着最有价值的创造力。

这正是我们为何预测，AI狂飙的时代将是创造力爆棚的时代（The Age of Creativity）——既是可能，也是必须。“可能”，是因为在AI赋能下，我们将拥有前所未有的闲暇；AI是效率机器，可以更高效完成我们已能胜任的事务。而“必须”，是因为未来人类真正该聚焦的，正是那些低效的、未曾尝试的、充满试错与冒险的事务。持续创新，终究源于非功利性的投入——去玩耍、去探索、去浪费时间，才是通向未来之道。

当然，在拥抱创造力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AI的局限，以及人与机器协作的机制。

首先，仅靠自下而上的模型训练是不够的，人在其中必须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就像一群人的集体行为，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依赖自发碰撞，但面对复杂问题时，仍需要领导者指明方向。AI模型训练也是如此，必须先打下扎实基础，比如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再引导其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知识。这种“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结合，才可能让AI能力更贴合人类需求。

其次，当下AI仍存在“书本智慧”（book smart）与“街头智慧”（streets mart）之间的鸿沟。大语言模型是通过阅读人类语言学习的，就像一群掌握海量知识的博士生，但他们缺乏现实世界的经验。很多场景下，就像一位餐厅老板面对一群博士生——不知道如何分配工作。AI的挑战，是如何将书本知识有效应用于真实世界。以企业管理和技术迭代为例，管理者和工程师往往掌握大量“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与“流程知识”（process knowledge），这些必须通过实践积累，也正是人类创造力的核心来源。因此，人与AI的协作，本质上是用人类的街头智慧去弥补AI的书本智慧，让创意既有逻辑，也有温度。

最后，我们还需思考两个关键问题：如何让AI具备持续学习能力？如何划定责任边界？目前的大模型并非实时更新、迭代频次也不高，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现实环境。而人类是在持续学习中成长的，如何让AI也拥有“成长性”，将成为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议题。

此外，雇佣人类与使用机器仍存在本质差异：人类不仅能完成任务，还能承担责任、持续学习，而AI至今只能完成任务，尚不具备责任意识。比如L2+级自动驾驶系统，虽然能在许多场景下替代人类驾驶，但一旦发生事故，责任主体依然是人类。这种责任归属的差异，也决定了在创造力领域，人类仍将是不可替代的主导者。

回到圣家堂，我们如何动态地理解世界

回望圣家堂的建设历程，从高迪接手到如今即将封顶，近140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建设者接过前人的工具，用不同时代的技术推进着同一项事业。

但这种代际相传的伟大工程，也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它提醒我们，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任何一位杰出的设计师。高迪的创意是流动的，是持续演变的。如果原教旨主义者试图“忠实还原”高迪的构想，反而可能留下死板、僵硬的结果。高迪亲手创作的高塔，充满秩序与混乱的张力；而后人依赖数字建模技术建造的高塔，则显得过于平滑、缺乏生气。

其次，“超前”只是一个相对概念。高迪曾被视为走在时代前沿的艺术理念，在今天，尤其是对那些习惯了CGI电影场景的观众而言，已经不再那么“超前”，甚至略显繁复。

最后，是社会语境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常常会带来出乎意料的后果。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高迪希望圣家堂成为教徒仰望的精神中心。然而时移世易，如今在加泰罗尼亚，自称信徒的人不到10%。与此同时，巴塞罗那已成为西班牙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0万人。市中心却面临住房紧缺的问题，许多本地居民叫苦不迭，因为不少房屋被改造成Airbnb出租，成为“躺赚”的工具。这场旅游大戏的核心舞台，正是圣家堂。它每年的门票收入就超过1亿欧元——这一切，恐怕也是高迪难以想象的。

乐观的本质，是理解变化，并包容那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因为AI即将带来的改变，只会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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