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车企总部,看到了转型的最大敌人

犯错vs错过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远川汽车评论(ID:yuanchuanqiche),作者:青焰,编辑:罗松松,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前几天,集团发布了二季度财报,全面下调了今年的营收预期。

那天晚上,总部大楼依然灯火通明,照出一种难以掩饰的焦虑。

这一年我一直在推进一个跨品牌的集团转型项目,今晚的跨部门对齐会又是一场硬仗。各种进度看板、红绿灯状态摆在桌面上,十几个部门针对一个问题反复讨论,推进极其艰难。

临近结束,一位平时严谨的高管叹了口气,半开玩笑又无奈地说:“我怎么觉得,现在卡住我们的不是外面的比亚迪或者特斯拉,而是我们自己。”

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其实谁都不傻。很多人明明都看到了问题,却又改变不了。因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过去几十年成功建立起来的那套组织体系。

这两年我经常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中国人说:“德国人慢、拖沓、流程太重”。而德国人会说:“中国太激进”、“试错成本太高,长期不可持续”。我觉得两类评价都只停留在了表面。

如果你真正进入企业内部,尤其是参与过关键决策,你会发现一个很反直觉的真相:这些看似对立的选择,几乎都出自理性专业并且经验丰富的决策者之手。

他们所处的组织体系,对“理性”的理解和定义,从一开始就不同。

今天这篇文章不试图评判各方孰对孰错。我只想把视角拉进组织内部,聊一件更基础的事情:为什么在不同体系中,理性的人会做出完全不同、却各自自洽的决策。

01风险是如何被定价的?

表面看,中德差异是速度问题。本质上,这是风险定价模型的不同。

对德国大型车企而言,汽车是一个高监管高责任的行业。特别是在“柴油门”之后,对风险的规避被系统性放大。

目前,欧洲汽车监管体系的严苛程度处于全球前列,从功能安全(ISO 26262)、网络安全(UNECE R155/R156)、软件更新、数据保护,到整车认证、碰撞测试、排放法规,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合规要求。

因此对于传统车企来说,跟赚一笔快钱相比,不被罚款、不被大规模召回、不引发法律诉讼,才是真正的生命线。他们背后承担着品牌信誉、供应商、工厂、工会、资本市场以及几十万员工。

德国企业不是不知道应该更快,只是在他们的风险函数(Risk Function)里,“犯错”始终比“错过”更加昂贵。

而中国企业的风险逻辑则正好相反。在高度内卷、技术快速迭代的中国市场,慢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因为它意味着错过时间窗口,输掉竞争。

同时,监管环境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规要求的相关道路耐久验证里程约为3万公里。而我曾接触过的欧洲车企车型开发实践中,新车型往往需要累计20万公里以上的耐久验证,才会进入最终量产决策。

这种差异,在智能驾驶的发展路径上也有同样的体现。

欧洲监管体系更强调企业在产品上市前完成充分的安全论证与验证,证明系统在可预见场景下满足安全要求。而中国则更强调在满足准入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用户真实道路运行和持续的软件升级不断完善产品能力。

如果一个组织长期处于外部约束相对宽松、试错成本相对可控的环境,它对风险的容忍度自然会更高,也更愿意把一部分优化工作放到产品上市之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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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德国体系害怕的是不可逆风险,中国体系更警惕的是时间与机会成本。双方都很理性,只是对风险的定价不同。而风险如何被定价,最终会塑造出完全不同的组织逻辑。

02两种组织逻辑

初入公司的时候,我曾惊讶于内部会调用巨大的资源做各种规划轮(Planning Round):十年战略投资规划、五年产品规划、年度预算规划……

第一次参与集团战略规划,我以为只是开两个会就可以做完的事,结果负责人告诉我:“今天只是Kickoff(启动)。”

我愣了一下:"那什么时候结束?"他回答:"明年。"我当时以为他开玩笑。后来才知道,一份未来五年的投资计划,竟然从启动到最终获得监事会批准,前后要持续13个月。

这期间需要完成市场预测、技术路线规划、车型规划、市场份额测算、产能分配、财务测算等大量工作,并在不同品牌、不同职能之间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与校准对齐。

在这里,每一个数字都要有依据,每一次调整都需要充分论证,每一个潜在风险都必须被识别、评估和解释。

当时我不理解这样费工费时的意义。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要讨论这么久?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其实公司规划的真正讨论的,是整个组织未来几年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

一份规划,背后就是一连串的组织契约。已经招聘的员工、已建成的工厂、已长期锁定的供应商产能、已向工会做出的就业承诺、已对资本市场给出的投资指引……在欧洲,如果突然出现变化,调整这些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因此,德国这个体系就如同绘制一张高清地图,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不确定性之后再行动。这个模式成型于燃油车时代技术高度成熟的环境。其核心是一种工程机械完美主义。

在这种逻辑下,决策即承诺。一旦拍板,意味着长期稳定性,发布即完美。

除此之外,规划的目的还是为了在结果不理想时,确保决策过程是可追溯、可审计、可防御的。它就像一个组织的共识缓冲垫。没有任何个人需要为未知的系统性风险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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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互联网和消费电子思维驱动下,中国企业完全是另外一种打法。

中国人的口头禅喜欢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一款产品的竞争窗口非常短,光今年上半年上市的新车型就超过500多款,更新换代的速度堪比手机。这意味着,一款车还没有完全站稳市场,下一轮竞争就已经开始。

同时,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电池模块等的价格体系几乎每个月都在变化。去年还是高端车型专属配置,半年后就已经下探为主流市场的标配。

在这样的环境里,最大的危机是等到一切都准备好时,市场已经变了。

所以中国的组织逻辑更像“指南针”。它不会告诉你每一步怎么走,但会告诉你方向。让你在不确定中持续行动,快速试错和优化。在这里,决策是起点,不是终点。

这个体系成型于新技术快速演进、竞争高度开放的智能化时代。同时,创始人高度集权的决策结构,以及相对年轻、历史包袱较少的组织,也使快速调整成为可能。

我经历过的国内团队,上午刚开完会决定一个方向,下午研发团队已经开始执行。一周之后,当德国还在做可行性研究的时候,国内第一个版本已经上线。

中国企业也做规划,但更像是一种动态假设。它回答的不是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而是如果未来发生变化,组织如何快速调整。

所以在中国,决策即开始。发布不是终点,而是产品第一次进入真实世界。产品不是在会议室里定义出来的,而是在市场里进化出来的。

他们坚持的核心理念是:未来永远无法预测,变化本身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03昨天的成功,今天的包袱

前些时和一位老同事在食堂吃午饭。聊到正在推进的一款纯电SUV,这位资深的电动车平台产品线经理苦笑着把手机推到我面前,上面是一份内部项目进度表。

“你看,同一级别的纯电SUV,在总部我们依然需要标准的5到6年开发周期。而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他们已经实现了两年内上市。”

他无奈地总结道:“我们是在用1990年的流程,造2030年的车。我们不是不会造,而是等我们造出来,用户想要的东西可能已经变了。”

这背后反映的,是整个行业的时间尺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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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车时代,一套平台可以稳定使用十年以上。五六年的开发周期虽然漫长,却仍然能够与市场窗口匹配。企业有时间先把地图画完整,再沿着既定路线推进。

德国车企长期形成的产品开发流程(PEP),强调明确的开发节奏和成熟度验证,各子流程往往是串行的。必须验证完一步,才能正式释放到下一步。整个项目受到严格的前后依赖和批准节点约束。

这套机制在稳定环境中极其有效。它可以减少返工、控制质量,并确保庞大供应链按照统一节奏协同。

但在智能电动车时代,技术成本和用户偏好的变化速度,第一次快过了传统开发周期。中国车企面对的市场窗口,往往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

很多决策并非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做出,而是在窗口即将关闭时被迫推进。与其反复论证一个静态的最优解,不如先占位、先落地、再调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开发流程,往往允许设计、工程、制造准备等并联并行推进。在满足安全和准入要求的前提下先交付,再通过OTA持续迭代进化。

当市场窗口缩短到两三年,而组织仍然按照五六年的节奏运行时,决定成败的因素不再只是谁做得更严谨,而是谁还来得及进入下一轮竞争。

今年上半年,德国车企由于电动车产品节奏偏慢,上市车型少,在欧洲的电动车销量增速已经普遍低于市场增速。

如果说德国体系擅长绘制高清地图,那么它今天面对的难题是,地图还没有画完,地形已经改变了。

德国企业今天的困局,不能单纯归因于体系错误。相反,正是这套体系帮助它们在燃油车时代建立了全球领先优势:稳定的平台、可靠的质量、可预测的投资回报,以及复杂组织中的高度协同。所以整个组织过去几十年在不断强化这套体系,并最终形成了难以剥离的路径依赖。

当机会窗口比规划周期更短时,昨天帮助企业赢得竞争的能力,也可能成为今天阻止它转型的枷锁。

04尾声

燃油车时代,德国赢在计划得比别人更准确。智能电动车时代,中国赢在建立快速修正计划的能力。

一个基因里只为了减少错误而构建的组织,很难在一个需要快速试错的时代继续成功。

但这并非只是跨国巨头的专属魔咒。

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凭借快速迭代建立了优势。但随着全球化走向深水区,面对欧洲严格的合规审查、复杂的劳工体系以及愈发高企的准入壁垒时,它们同样会建立越来越复杂的流程、更长决策链和更多的组织层级。那么今天德国经历的组织困局,明天也可能发生在中国企业身上。

这才是最隐蔽的陷阱:当所有人都在按照流程做正确的事时,组织依然可能因为整个环境的改变,集体走向错误的方向。

未来十年,全球汽车产业最大的竞争壁垒,不再是掌握了多少核心技术、占据了多少产能资源,而是企业是否具备持续重构自身的能力。

在这个新世界里,不论是固守欧洲的百年巨头,还是正扬帆出海的中国新锐,我们最大的对手,永远都是昨天那个成功的自己。

*作者长期从事全球汽车产业战略研究,现任职于德国汽车产业,同时担任欧中汽车产业协会(ECAIA)理事,公众号“中德战略手记”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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