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薛皓皓
编辑丨子钺
图丨名川资本创始人王求乐
图源丨名川资本
投早投小，是早期VC的圈内共识。而名川资本，如今正把它“投早投小”的触角，延伸至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上。
名川资本的创始人王求乐做了20年VC投资，擅长做硬科技赛道的研判分析。早在15年前，国内半导体赛道少人问津之时，他便主导了芯片公司龙迅的首轮融资，该项目创造了当时子基金的Home Run（指单项目回报足以覆盖整只基金成本）；10年前国内航天赛道尚未起步，他又出手投资了国内首批民营卫星公司天仪研究院。
在热门赛道变热之前出手，是王求乐擅长的投资风格。从2025年起，名川资本开始做高校科研转化，并与他的母校合肥工业大学成立一支基金，专门投资合肥工业大学师生科研成果转化项目。在王求乐看来，这是国内下一个值得下注的非共识方向。
王求乐的“敢早”，不是无畏，而是一种克制。这或许和他技术出身的背景相关。王求乐在外企做了10年工程师，后赴香港攻读MBA，随后进入风险投资行业，先后在联想创投和赛富投资任职。2016年，他自立门户，创立名川资本。
很多做风险投资的人，创业时会选择下场做实业，比如，有投资量子的投资人下场成立量子计算公司，也有投资新能源汽车的投资人下场成立具身智能公司。
王求乐肯定了这种投资人创业的心态：“投别人，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可以。”但他也强调不能为了创业而创业：“这样的体验，不要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掉进深渊里，关键得找到合适的伙伴。”
他坦言，离开赛富选择创业时，自己并没有遇到一个各方面都契合、也愿意一起做事的创业伙伴；而他在投资机构积累的募投管退整套经验，反而让创立自己的基金更加顺理成章。
在2026（第二十届）DEMO CHINA期间，创业邦与名川资本（以下简称“名川”）创始人王求乐进行了一次对话。作为资深投资人，王求乐分享了他的非共识投资案例及方法论，以及对中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思考。
01国内航空航天的“天”还没亮，就出手投资
创业邦：名川是2016年成立的，天仪是什么时候投资的？
王求乐：我们第一期基金2016年成立，当年就决策了天仪研究院。名川应该是市场上最早一批投资商业航天的专业机构之一。
创业邦：这个项目是怎么来的？
王求乐：这个项目是我在刚刚离开赛富、正在创立名川的时候看的。赛富有一位同事也看到了这个赛道，但他最初看到的还不是天仪这家公司，而是上海的另一家成立更早的企业。
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下那个项目，最后我把它否了，但这个赛道我觉得很好。沿着这个思路，我们继续拓展到别的标的，才找到了天仪。
创业邦：那时候的商业航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王求乐：现在商业航天已经非常热门，但十年前还不是这样。投资天仪之后，圈内朋友们调侃我，“求乐，你在放卫星啊！”（意为瞎胡闹）
那时候我们国家做火箭、做卫星的，就是国家队，也就是那两三家大央企。他们的任务排得非常满。
我印象里，单是北斗卫星组网这一件事就够他们忙很久：天仪那时候才发射了两颗卫星；而国家队光是北斗就要组几十颗、上百颗卫星，任务非常重，再加上遥感、气象卫星等等，他们的任务排得非常满。
创业邦：您为什么在那个时点敢下注？
王求乐：这里面有一些客观因素。首先从市场看，常人感觉最近这十年经济发展很快，但其实十年前2016年中国经济已经很强。在那个时点上，中国有很多商业化的航天需求：小的比如科学实验卫星，大的比如通信、遥感、资源和气象，各种需求都有。
天仪这样的公司，一开始的定位和切入点，就是帮助民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发射小型科学实验卫星，完成一个低轨的科学实验任务，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但这件事可以由小及大，延伸出很多可能。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这个切入点非常好。而且，我们解决的是国内的一部分需求，否则这些需求就会流向国外。
横向再看美国，那时候已经有SpaceX这样相对成熟、比较有力量的体系存在。
所以，这个方向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但天还没亮，刚刚开始，我们要做探索。探索需要勇气，也需要一些激情和信仰。
创业邦：那时候SpaceX已经做可复用火箭了，您为什么投的是卫星，而不是火箭？
王求乐：这里有个时间顺序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民营火箭公司，而是先有卫星。
也就是说，运载工具这一环我们还要依靠国家队，但卫星本身，民营公司已经可以做了，不需要占用国家队的时间和精力。火箭是后来才有人做，因为民营卫星上天之后，需要更多独立的运载能力，一些做火箭的人看到了这个机会才加入。
02投出非共识项目：敢早的人也会很孤独
创业邦：名川2016年成立之后，也经历了几轮产业周期的转换，从移动互联网到现在的AI、硬科技。在这个硬科技时代，您筛选项目的标准是什么？
王求乐：投资里面，一个是看事，一个是看人。第一优先级，还是事。不管多早期，大部分朴素一点的方法论，都是先把事看明白。
“事”无非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前景，第二个是壁垒。把这两个方面想明白就好了。
创业邦：先说说前景怎么判断？
王求乐：市场前景，我们在投早期项目的时候，往往需要前瞻性地预判一个行业。这里面要对行业做大量的调研，自己也要有所积淀，这样才更容易形成某种直觉。我觉得投资人对行业的这种直觉，还挺关键。
创业邦：那壁垒呢？
王求乐：我们是技术派，我自己也是技术出身，投的多半都是技术。但哪怕不投技术，比如互联网，它的技术属性没有那么强，也仍然有壁垒的一面。关键是你怎么样看到这个壁垒，它到底在哪儿。
创业邦：能不能举一个更完整的例子？
王求乐：例如芯片设计行业，我应该是风险投资领域里，第二波投半导体设计的人。
第一波是2000到2005年那一批，他们也投了一些公司，但那时候国内市场的成熟度、需求、人才的可获得性，以及产业链和国家政策的配合，都还没到可预期未来将会爆发的程度。第一波投半导体设计的人，机会并不大。
我们是2008到2015年这一批，算是第二波拥抱半导体的投资人；而最近这十年，再参与半导体设计投资的大部队，算是第三波。我当时投了三家半导体设计企业，都是做数模混合数字信号处理的，其中龙迅后来登陆了科创板，瑞发科做汽车音视频高速SerDes芯片，后来拿到了华为、比亚迪和很多主流车厂的投资。还有一个乐鑫也登陆了科创板，是赛富同事主导的，我是sponsor partner（项目发起合伙人）。这些公司都开花结果了，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一批人。
创业邦：但那时候，看好半导体的人应该也不多？
王求乐：是的。在那个时间点，坚定看好这件事的人并不多。像龙迅这个项目，我们最早想投3500万、占35%的股份，后来因为遇到一些挑战，我们缩小了额度，把这些额度让给了深创投、安徽省投。我们仍然是领投方，但缩小了自己的风险头寸。
最后我们投资1500万，拿回了数十倍的回报，是当时那只子基金的一个home run，表现非常亮眼。
创业邦：现在回头看，好像投资逻辑很清晰，回报也很好。
王求乐：现在回头看，觉得好像很容易，其实这些企业也是十来年才长出来，变成音视频、高速接口芯片领域的NO.1。
所以有的时候，投资人很孤独，在那个时间点是很孤独的。
创业邦：除了产业本身，当时是不是还有资本市场的压力？
王求乐：当时还有一个外部环境的问题。2010年前后那几年，美国半导体行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很糟糕，市盈率普遍八倍上下，也就是说，你投一个利润很好的公司，它也就八倍的市盈率。
所以那时候，无论是券商还是风险投资者都有疑问：好不容易投一个公司，最后到美国上市，它的表现就那样，我们能挣到钱吗？因为国内市场当时还有点小、还没有科创板。
创业邦：这种时候，靠什么支撑自己做这个决定？
王求乐：这里面确实要有一些想象力，或者说投资人自己要有些信仰，要相信它是利国利民的。我们基金也有这个兴趣，从庞大的资金里拿出一小块，去扶持一下这个赛道，看看它对社会、对国家、对公司所在的小行业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至于最后能不能在资本上得到好的回报，这个也要考虑。但因为你毕竟是拿出一小块，是可以承受之重，这时候胆子就会稍稍大一点。
03不再“唯赛道论”，专做高校科研转化
创业邦：名川做了十年，从商业航天到半导体、汽车零部件，一直是沿着赛道找项目。但您提到，现在不再“唯赛道论”了，这个转变是从哪里开始的？
王求乐：我们从去年开始着手、今年正式落地的一件事，就是做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这件事可能是非共识的——现在很多人还在市场上找项目，我们则是找了一个根据地，围绕这个根据地精耕细作，去做科研成果转化。
创业邦：为什么是这件事？高校的科研成果，有什么值得资本专门去做？
王求乐：这里面的道理很清楚。过去二三十年，高校花了很大精力搞 211、985。到现在，中国高校的论文水平、研究能力，在世界上已经非常强，论文数量可能是全球第一。但问题是，很多时候研究做完，就只是发了一篇论文，锁到抽屉里，没有真正转化成科研成果。
现在国家对这件事看得比较重，希望能做一些科研成果转化。我们能感受到这种积极的变化，所以基金就接受了这个挑战。
创业邦：为什么会选择合肥工业大学作为落点？
王求乐：我的本科在合肥工业大学读，MBA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合工大是全国一所老牌的工科院校，是最早的30多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
创业邦：学校在科研成果上的家底如何？
王求乐：合工大老师和校友创办、参与创办的上市企业，可能有近百家了，在全国工科院校里排在绝对的前十。过去这些成果，是主动也好、被动也好，走到了资本市场。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把它体系化，能不能主动地去挖掘出来。
创业邦：所以学校也拿出了实际的安排？
王求乐：对。我们合工大去年走在了全国前列，成立了学校第一支风险投资基金。盘子并不大，合计5亿元，一开始的小尝试只是1亿元人民币，但做老师的科研成果转化是很好的。
学校和出资方希望此事能干市场化，因此决定交给合适的投资人校友来管理。我在合工大做投资还算有些经验，也感谢学校的信任，能够回馈母校，对我来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就挑起了这个重担。
创业邦：真正做起来之后，您发现高校成果转化最大的卡点在哪里？
王求乐：我觉得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观念。过去老师的路径是发论文、升职称，这是顺其自然的。国家没有转化的要求，老师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和思想准备。所以需要我们这样的投资人士和社会企业家参与进来，去开拓、培育这种成果转化的氛围。
创业邦：第二个层面呢？
王求乐：第二个是政策。我们做了小半年，确实感到政策上要给高校成果转化松绑。现在还有很多约束，导致这件事没法一下子放开步伐。尤其是在持股这件事上，问题很具体：持股以一个什么为依据来作价？中间要走哪些步骤？是评估、拍脑袋，还是硬性规定、一刀切？
再往后，评估完了在什么层次决策？是在成果转化部门，还是高校，还是要到更高一级？比如，合工大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院校，那是要教育部来决策？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也没有人敢去回答，只能我们和学校、有关部门共同摸索。
创业邦：政策层面，现在有没有看到松动的迹象？
王求乐：有。8月份国务院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明确要推动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相关法规。
现在的情况是，教育部有教育部的政策，中科院有中科院的政策，各省属院校有省属的政策，都不一样，而且都比较滞后。怎么让它们与时俱进，适应国家科技进步和“十五五”的需求，这是要做的工作。
这个文件里，有几个方向很关键。一个是加强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体系化——从论文到真正的产品，中间要走过很多试验环节，这些环节未必是社会化资本能承载的，中间怎么界定成果的归属，需要政策来定。
另一个是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也就是 FA（财务顾问），但他是更贴近技术、对成果有深入认知的 FA，这会诞生一个新的职业类型。
创业邦：既然卡点这么多，政策落地也需要时间，你们会等吗？
王求乐：不能等。立法是很长的周期，也许一两年，也许更长，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不能等到那时候再干，现在就要开始探索，要稍稍靠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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